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

太宗初践阼，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诏勋贤三品以上子孙为弘文学生。

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以上，咸得署吏。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讲论，毕，各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

贞观十四年诏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讲疏，宜加优赏，以劝后生，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姓名奏闻。”二十一年诏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有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于太学，可并配享尼父庙堂。”其尊儒重道如此。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珪曰：“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汉昭帝时，有人诈称卫太子，聚观者数万人，众皆致惑。隽不疑断以蒯聩之事。昭帝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古义者，此则固非刀笔俗吏所可比拟。’”上曰：“信如卿言。”

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及功毕，复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详议。时诸儒传习师说，舛谬已久，皆共非之，异端蜂起。而师古辄引晋、宋以来古本，随方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太宗称善者久之，赐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

太宗尝谓中书令岑文本曰：“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亦犹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怀火，待燧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是以苏秦刺股，董生垂帷。不勤道艺，则其名不立。”文本对曰：“夫人性相近，情则迁移，必须以学饬情，以成其性。《礼》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所以古人勤于学问，谓之懿德。”

译文

　　唐太宗刚刚即位不久，就在正殿左侧设置了弘文馆，精心挑选天下通晓儒学的人士，保留他们现任的官职，并兼任弘文馆学士，供给他们五品官员才能享用的精美的膳食，排定当值的日子，并让他们在宫内歇息留宿。唐太宗在上朝听政的间隙时间，就把他们引进内殿，讨论古代典籍，商议谋划政事，有时到半夜才停歇。后来，他又下诏让三品以上的皇亲贵族、贤臣良将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生。

　　贞观二年，唐太宗下令停止尊崇周公为先圣，在国子监里建立孔子庙堂，查考典籍并依照过去的规定，尊崇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在孔子庙堂里，供台两边祭祀用的俎豆、干戚等礼具和乐舞之具也开始齐备。这一年，唐太宗还招纳大批天下儒士，赏赐给他们布帛，供给车马食宿，下令他们都集聚到京师。这些儒生大都被破格提升为大小不等的官，在朝廷上任官的很多。太学生如果读通一大经以上的经书，就可以入仕做官。在这之后，国子监增益学舍四百多间，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也增加了学生的名额。另外，书学、算学分别设置了博士和学生，使国学的各种技艺都设置齐备了。唐太宗还几次亲临国子监，叫祭酒、司业、博士讲说经术，讲毕，每人赐给帛一束。儒学之盛，致使全国各地的儒生纷纷携经书前往京城，人数达数千之多。不久，吐蕃和高昌、高丽、新罗等族的首领，也派子弟到长安求学。于是，国子监之内，带着书箱和登上讲席的，几乎有上万人，如此大兴儒学，在古代还不曾有过。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下诏说：“梁代的皇侃、褚仲都，北周的熊安生、沈重，陈代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代的何妥、刘炫，都是前代的著名儒生，他们精通经术，广收门徒，对经书有许多继承和发展，应该对他们加以赏赐，以鼓励后学之士，还应当寻访他们的后人。请有关部门把他们的姓名记录下来，上奏朝廷。”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又下诏说：“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一人，他们注解经书的著作都被采用，教育太学里的学生，既然遵循他们的学说，理应给予褒扬和尊崇。从现在起，太学里凡举行祭祀之典时，可使他们配享孔子庙堂。”太宗就是这样尊儒重道的。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治国的关键，在于使用合适的人才；用人不当，就必然难以治理好国家。如今，任用人才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珪说：“臣子如果没有学问，不能记住前人的言行，怎能担当大任呢？汉昭帝时，有人冒充卫太子，围观的人达到好几万，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大臣隽不疑用古代蒯聩的先例来处理，将那个人逮捕。对此，汉昭帝说：‘公卿大臣，应当由通晓经术、懂得古义的人来担任，这本不是俗吏之辈所能相比的。’”太宗说：“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

　　贞观四年，唐太宗认为古代圣人的时代离现在很远，圣人的经典在后世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文字讹误，难以考证。于是，唐太宗下令前中书侍郎颜师古在秘书省考订《五经》。考订完毕之后，又下令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召集许多儒生再次详细讨论、审定。当时，这些儒生拘泥于旧说，而这些旧说错乱讹误相传已久，他们都不同意颜师古的考订，一时之间，各种异说蜂起。但是，颜师古引用晋、宋以来古本，对他们提出的疑义一一引经据典，详细地加以说明，使得这些儒生无不叹服。唐太宗对颜师古的学识也大为称赞，赏赐给他帛五百匹，加授他为通直散骑常侍，还将他考订的经书颁行天下，让读书人都来学习。后来，唐太宗又因为经术师承不同，解释各异，下令颜师古和国子祭酒孔颖达等大儒，撰写《五经》的疏义，共一百八十卷，名为《五经正义》，交付国子监作教材使用。

　　唐太宗曾对中书令岑文本说：“人虽然秉有一定的天性，但必须博学才能有所成就。就好比蜃的本性含有水，要见到月光才能吐水；木的本性含有火，但要燧石敲打才能发火。人的本性含有灵气，可是要通过学习，才能美好完善。所以历史上有苏秦刺股读书，董仲舒放下帷帐讲学的美谈。不勤奋于道艺，功名是不会树立的。”岑文本回答说：“人的本性都很相近，情趣却有所差别，必须用学习来修养情趣，使本性完善。《礼记》说：‘玉石不经雕琢就不会成为器具，人不学习就不会懂得道理。’所以古人以勤于学习为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