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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史传

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苍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唐虞流于典谟,商夏被于诰誓。洎周命维新,姬公定法,三正以班历,贯四时以联事。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宪章散紊,彝伦攸斁。

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

及至纵横之世,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盖录而弗叙,故即简而为名也。汉灭嬴项,武功积年。陆贾稽古,作《楚汉春秋》。爰及太史谈,世惟执简,子长继志,甄序帝勣。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宏称也。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

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至于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遗亲攘美之罪,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实,何则?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汉运所值,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著盟;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唯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张衡司史,而惑同迁固,元平二后,欲为立纪,谬亦甚矣。寻子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

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

至于晋代之书,系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王韶续末而不终,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详悉于体国也。阅石室,启金匮,裂帛,检残竹,欲其博练于稽古也。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

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傅玄讥《后汉》之尤烦,皆此类也。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详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嗤埋,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

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赞曰∶

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

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邱明,直归南董。

译文

  《史传》是《文心雕龙》的第十六篇。从本篇到第二十五篇《书记》的十篇,所论文体,都属“笔”类,是对吝体散文的论述。

  全篇由两大部分组成。前三段为第一部分,论述晋宋以前的史书。第一段讲史传的含义,和从初设史官到春秋战国时期史书的编写情况;突出地肯定了《春秋》一字褒贬的巨大意义,以及《左传》创体、传经上的作用。第二段评述两汉的史书,对《史记》和《汉书》的得失做了重点评论;对给女后立纪的作法表示激烈反对。这说明刘勰的封建正统观念是相当浓厚的。他认为应给只有两岁的“孺子”刘婴等立本纪,而反对为实际掌管国政八年之久的吕后等立本纪,这种思想,显然比司马迁、班固等落后得多。第三段讲魏、晋以来的史书,评价最高的是《三国志》。

  后两段为第二部分,总结编写史书的理论。第一段讲总的任务和要求,强调征圣宗经,提出在会总和相互配合上的两大难点。第二段批判了写远和写近中的两种不良倾向,最后总结出编写史书的四条大纲。

  刘勰对历史著作的基本主张是“务信弃奇”。他一再强调“实录无隐”、“按实而书”、“贵信史”等,对不可靠的东西,他认为宁可从略甚至暂缺不写,而不应穿凿附会,追求奇异;他特别反对的是不从实际出发,而吹捧权贵,贬抑失意之士,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刘勰过分拘守征圣宗经的观点,不仅反对为女后立纪,还提出“尊贤隐讳”的主张,这就和他自己一再强调的“实录无隐”等相矛盾了。

  从史学的角度看,本篇对晋宋以前的史书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这对古代历史散文,特别是在古代史学理论上是有一定贡献的;但其重要不足之处,是未能着重从文学的角度来总结古代历史散文和传记文学的特点。

  (一)

  从开天辟地以来,年代已很长远,生在现在而能了解古代的事情,就得依靠历史书籍了。相传轩辕黄帝的时候,就有仓颉担任史官,主管文史方面的工作,从此以来,时间已很久了。《礼记》中的《曲礼》里面说:“国家的史官随时准备着记事的笔墨。”所谓“史”,就是令使,就是使史官在帝王周围执笔记录,在古代,左史专管记事,右史专管记言。记言的经典有《尚书》,记事的经典有《春秋》。唐虞时期的历史记载在《尚书》的《尧典》、《皋陶谟》等篇中,夏商时期的历史记载在《汤诰》、《甘誓》等篇中。周人的国运从文王时开始转新,周公制定了记载历史的法则;从此,推算历法来编排年月,按照四时来记载事件,诸侯建立了邦国,也各有自己的国史;表彰善事,批评过错,树立起良好的风气。从周平王东迁,周代开始衰弱,政治不如西周的太平盛世,法纪散乱,道德败坏。那时孔子忧念帝王的正道被废弃,哀伤西周礼乐的衰落,闲居鲁国时曾慨叹凤凰没有飞来,到五父衢哭泣麒麟的出现不在太平时期。于是在和鲁国乐官讨论了音乐之后,校正了《雅》、《颂》的乐曲;根据鲁国的史书编写了《春秋》。他在《春秋》中列举人物的得失以表明称扬或贬斥,验证国家的兴亡以显示规劝和警戒。有谁受到《春秋》中一个字的赞扬,比高官厚禄的价值还珍贵;遭到片言只语的批评,比斧钺砍杀的分量还沉重。但其精深的意旨不很明显,《春秋》的本文又很简约;只有和孔子同时的左丘明,领会到它的精微言辞,便系统地阐明其始末写成《左传》,创造了为经作传的体例。所谓“传”,就是转达,转达出经典的意旨,用以传授给后人。这是圣人著作的辅助读物,也是最早的历史专著了。到了战国时期,修史的官职仍然存在。秦始皇统一七国,这个期间有许多策划谋略;因为只是对这些加以记录而未作系统编次,所以就用简策的“策”,名为《战国策》。

  (二)

  汉高祖消灭赢秦和项羽,经过了多年的战争;汉初陆贾考察这些史迹,写成《楚汉春秋》。到了西汉的史官司马谈,他家世世代代都担任编修史书的职务。司马迁继承父志,对历代帝王事迹做了认真研究而进行叙述。想比之《尧典》而称为“典”,其中所写的又不全是圣主贤君;想要学孔子而题名为“经”,文笔上又不能和《春秋》笔法相比。因此采取《吕氏春秋》的方式,都叫做“纪”。从“纪纲”的意义来命名,也是一种宏大的称谓了。所以,用“本纪”来叙述帝王,用“世家”来记述诸侯,用“列传”来记叙各种重要人物,用“八书”陈述政治体制,用“十表”记录各种大事的年月和爵位;这些方式虽然和古史不同,却把众多的事件处理得很有条理。《史记》按实记录无所隐讳的优点,渊博典雅而高谈阔论的才能,爱好奇特而违反经典的错误,以及在体例安排上的不当等,班彪已作过详细的评论了。到班固编写《汉书》,继承了前代史家的事业,特别是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得益更多。《汉书》的“十志”相当丰富,赞辞序言写得弘丽,的确是文质彬彬,意味深厚。至于学习儒家圣人和经书的典雅,条理清楚、内容丰富的功绩,抛开班彪之名而窃取其成就的罪过,接受贿赂而编写历史的错误等,仲长统已讲得很详细了。从《左传》的记事上看,它依附《春秋》,偶尔记叙到一些史实,在文字上比较简约,对某些历史人物就很难做具体记载。《史记》中的各个列传,才分别对历史人物做了详细记载,从而便于观览,这是后继者所取法的。至于汉惠帝死后,吕后代理执政,《史记》、《汉书》中便都为吕后立本纪,这是违反常理而有失忠实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自从伏牺皇帝以来,就未听说过有女人做皇帝。汉代的这种遭遇,难以成为后代的法式。“母鸡不晨鸣”,这是周公的誓词中早就讲过的;不允许妇女参与国事,齐桓公也这样写在盟文中。从前宣太后扰乱秦国,吕后使汉王朝发生危险;岂只国家大事难以假代,并且要慎重对待名号的问题。张衡在从事历史工作时,也和司马迁、班固同样糊涂,竟主张为汉元帝皇后写本纪,也是够荒谬的了。按理说,惠帝的儿子刘弘虽然是假冒皇后之子,但总是惠帝的后嗣;孺子刘婴虽然年幼,但他才正是汉平帝的继位者。刘弘、刘婴两人应立本纪,哪有给吕后、元帝后立本纪之理呢?东汉的史书,开始于《东观汉纪》。后来袁山松的《后汉书》、张莹的《后汉南纪》,都写得偏颇杂乱,违反伦常。薛莹的《后汉纪》、谢承的《后汉书》,都写得粗疏谬误,很不可信。如像司马彪的《续汉书》,详细而真实,华峤的《后汉书》,准确而恰当,就可算是东汉史中写得最好的了。

  (三)

  到了三国时期,记载三国史迹的著作不断出现。如孙盛的《魏氏春秋》、鱼豢的《魏略》、虞傅的《江表传》、张勃的《吴录》之类。有的过于激切,与众不同,却难以令人信服;有的粗枝大叶,不着边际,很少抓住要点。只有陈寿的《三国志》,文词和内容都清晰和润;晋代的荀勖和张华,把《三国志》比之《史记》、《汉书》,是并不过誉的。到了晋代,史书的编写属于著作郎。陆机的《晋纪》,写晋初的历史但不完备;王韶之的《晋纪》,写晋未的历史但没有写到东晋结束。干宝的《晋纪》,推究得当而有次序;孙盛的《晋阳秋》,以简明扼要为特长,考察《春秋》的经文和传文,都有一定的编写条例。从《史记》、《汉书》以后,就没有几例为编写的依据了。到东晋邓粲编写《晋纪》,又开始拟订条例。他抛开汉魏的史书,而取法殷、周,可见即使僻居湘江的边远学者,也注意到学习古代的典、谟。到孙盛编史也立条例,就是取法邓粲了。

  (四)

  编写史书的根本问题,是必须总贯诸子百家,传之千秋万世,表明历代盛衰的证验,作为后世兴亡的借鉴;使一个朝代的典章制度,和日月一样共同长存;王霸之业的事迹,和天地一样长久光大。因此,在汉朝初年,史官的职务较为隆重。各州郡和诸侯国的文件账目,首先要集中到编写史书的太史府,以求史官能详细了解全国的重大规划;还必须阅读国家珍藏的文件史料,搜检一切残旧的帛书竹简,以求史官能广泛而熟练地考察古代史迹。因此,在确立意义和选用言辞上,应以经典为准则;在进行规劝、警戒的取舍上,必须以圣人为根据;然后才能对史实阐释评价得明白而正确,这样就不至于产生烦琐不实的记载了。但史书的基本格式,就是按年代顺序编纂有关事件,文字上不能进行空泛的议论,而是按照实际记叙。不过年代太远的事是否写得符合,就很难准确;要写的事太多,对每件事的始末就容易忽略:这的确是作综合记叙所存在的困难。有的同属一事,但和几人有关,如果在两人的本传里都写,就造成重复的毛病;如果只记在一人头上,则又出现不周全的缺点:这又是在铨衡轻重、相互配合上存在的困难。所以,东汉张衡指出的《史记》、《汉书》中的不少错误,晋代傅玄批评的《东观汉记》的过失和烦琐,都是由于上述困难造成的。

  (五)

  如果追述很久以前的历史,年代愈远,不可靠的就愈多。战国时的公羊高曾说:“传闻的东西往往各异其辞。”荀况则说:“远的从略,近的从详。”凡是有疑问的地方宁可暂缺不写,这是由于史书以真实可信为贵。可是一般人都有点好奇,不顾“按实而书”的原则。听到点传闻就想大写特写,对遥远的事情却想做详细描写;于是抛开共同一致的而追求奇异的,牵强附会,生拉硬扯;过去的史书上从未记载的东西,竟写在自己的书中。这就是史书错乱不实的根源,是追述远代历史的大害。至于编写当代的历史,却正因同时而往往是虚假的。虽然孔子在《春秋》中,对和他同时的鲁定公、鲁哀公的不当之处,也有委婉的讽刺,但一般的世态人情,就很难超脱当时的利害。对功勋荣显的贵族,即使是平庸无能的人,也要全加粉饰;对遭受困顿不幸的人,虽然有美好的品德也常常加以嗤笑。任意褒贬,形之笔端,这又是歪曲同时史实而令人叹息的事情。所以,记述远的是那样虚假,记载近的也如此歪曲,能够把事理剖析明白而记叙得当的,就只有左丘明了吧!至于对尊长或圣贤有所隐讳,固然是孔子的圣意;因为细微的缺点不能影响整个品德高尚的人,而对坏人坏事进行批评警戒,那正是优秀史家应有的直笔;这就正如农夫见到野草,必然要把它锄掉。这种精神,也是万代必遵的共同准则。至于从繁杂的事件中,抽出纲要来统领全史的方法;力求真实可信,排除奇闻异说的要领;明白交代起头结尾的顺序;斟酌品评人事的原则;能够掌握这个大纲,编写史书的各种道理就都可贯通了。但史家的使命,负担着综述一代史实,要对全国负责的重任,不能不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指责。一切写作任务,没有比这更费力的。司马迁和班固已是精通史学了,他们的史书尚且屡遭后人诋毁,如果随意乱写,记述不当,这就很危险了!

  (六)

  史官开始于轩辕黄帝,史书完备于周公孔子。对世代经历的事编成历史,无论好人坏人都总括其中。史书上传以褒扬,断以贬辞,长期使人惊心动魄。文辞方面应学习左丘明,记事方面要像南史氏和董狐那样正直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