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览·审分览

译文

　　审分

　　凡是君主，一定要明察君臣的职分，然后国家的安定才可以实现，奸诈邪僻的渠道才可以堵塞，浊气恶疫才无法出现。修养自身与治理国家，其方法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用许多人耕种土地，共同耕作就缓慢，这是因为人们有办法藏匿自己的力气，分开耕作就迅速，这是因为人们无法藏匿力气，无法缓慢耕作。君主治理国家也象种地一样，臣子和君主共同治理，臣子就有办法藏匿自己的阴私，君主就无法避开负累了。

　　凡是亲自去做善事就困难，任用别人做善事就容易。凭什么知道是这样?人与千里马一块跑，那么人不能胜过千里马，人坐在车上驾驭千里马，那么千里马就不能胜过人了。君主喜欢处理官吏职权范围内的事，那么这就是与千里马一块跑啊，一定在很多方面都赶不上。君主也必须象驾车的人一样坐在车上，不要离开车子，那么所有做善事的人就都会尽心竭力了，阿谀奉承、邪恶奸巧的人就无法藏匿其奸了，刚强睿智、忠诚谆朴的人就会争相努力去奔走效劳了。君主的车子，是用来载物的。明察了载物的道理，那么四方边远之地都可以占有，不懂得载物的道理，仗仕恃自己的能力，夸耀自己的才智，教令下得很多，好凭自己的意图行事，这样，各级官吏就都恐惧骚乱，长幼失序，各种邪恶一起出现，权成分散下移，不可取善终，不可以施教，这是亡国的风俗啊。

　　王良驾马的方法是，明察驾马的要领，握住马缰绳，因而四匹马没有敢不用尽力气的。有道术的君主，他驾驭臣子们也有“缰绳”。那“缰绳”是什么?辨正名称，明察职分，这就是治理臣子们的“缰绳”。所以，依照实际审察名称，以便求得真情，听到言论要考察其所行之事，不要让它们彼此悖逆。名称有很多不符合实际，所行之事有很多不切合实用的，所以君主不可不辩明名分。不辨明名分，这就是厌恶壅闭反而更加阻塞啊。阻塞的责任，不在臣子，在于君主。尧、舜的臣子并不全仁义，汤、禹的臣子并不全忠诚，他们能称王天下，是因为驾驭臣子得法啊！桀，纣的臣子并不全鄙陋，幽王、厉王的臣子并不全邪僻，他们亡国丧身，是因为驾驭臣子不得法啊。

　　假如有这样一个人，想要牛却说马的名字，想要马却说牛的名字，那么他所要的一定不能得到，而他却因此生气发威风，主管人虽一定会责备怨恨他，牛马一定会受到扰乱。百官就如同众多的主管人员一样，万物就如同众多的牛马一样。不辨正他们的名称，不区别他们的职分，却频繁地使用刑罚，惑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称道一个人明智通达，实际上这人却愚蠢胡涂，称赞一个人高尚贤德，实际卜这人却很卑下，赞誉一个人品德高浩，这人紧跟着表露的却是污秽品德；委任一个人掌公法，这人做起事来却贪赃枉法，由于外表勇敢任用一个人，而他内心却疲弱怯懦。这五种情况，都是以牛为马、以马为牛，都是名分不正啊。所以，名分不正，那么君主就忧愁劳苦，百官就混乱乖逆了。国家被灭亡，名声受损害，就由此产生出来了。想要白，反倒更加黑了，想得到，却越发不能得到，大概都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国家大治需要做的事情，在于辨正名分。名分辨正了，那么君主就不受忧愁劳苦了。不受忧愁劳苦，那么就不会损伤耳目的天性了。多询问，却不专断地下指示。虽然知道怎样做，却不亲自去做。和谐万物，却不自夸。事情做成了，却不居功，静止的东西不让它运动，运动的东西不让它静止。依照事物的特点加以使用，不为外物所制约，不肯被外物役使。清静而公正，精神流传到天地四方，品德照耀到四海之外，思想永远不衰，美名流传不止。这就叫做把性命寄托在深邃幽远之处，命名为无形。所以，得道之人能忘掉别人，这样就非常得人心，那怎么能不算有道呢?知道自己有德，不在乎让人知道，这样就更能为人所知，那怎么能不算有德呢?非常有德的人外表不机敏，安然处之，机敏就会显露出来，那怎么能算不聪明呢?特别聪明的人不做小事，大事才去做，那怎么能不算伟大呢?修真得道的人无所能，但人们全都归附他，于是就无所不能了，那怎么能不算完美之人呢?因此，有了众人效力就无需事事都能做，做了大事就无需做小事，被人了解了就无需外表机敏，这样，所知道的就很微妙了，象这样，那就能顺应天性，意气就可以在空廓寂静的宇宙中遨游了，形体就可以在自然的境界里获得安适了。包容万物却不去主宰，恩泽覆盖天下却没有谁知道从哪里开始的。这样，即使不具备上面说的五种情况，也可以说是爱好这些了。

　　君守

　　得道的人一定平静，平静的人什么都不知道，知道就象不知道一样，这样就可以跟他谈论当君主的原则了。所以说，内心的欲望不显露出来叫做封锁，外面的欲望不进入内心叫做关闭。既封锁又关闭，天性由此得以密藏。有水准仪也不用它测平，有墨绳也不用它测直，天性因此非常清静。既清静又安宁，就可以当天下的主宰了。

　　身体是用来保藏心的，心是用来保藏智慧的。智慧被深深保藏着，因而实情就不能窥见到啦。《鸿范》上说：“只有上天庇护人民并让人民安定。”庇护人民，是为了让人民繁衍生息。所以说，不出门就能知道天下事，不从窗户向外望就能知道天的运行规律。那些出去越远的人，他们知道的就越少．所以，见闻广博，记忆力强的，他们的智慧就欠缺了，致力于耳聪目明、深思熟虑的，他们的智慧就毁坏了，考察“坚白”、论辩“无厚”的，他们的智慧就抛弃了。不出门，正是为了达到出门的效果，不做事，正是为了实现做事的目的。这就叫做用阴气召来阳气、用阳气召来阴气。东海那样远，水流到那里还会回来，过了夏天的炎热以后，就会慢慢变得寒冷。所以说，广漠的上天虽无形，可是万物靠了它能生成，最精微的元气虽无影，可是万物靠了它能化育，非常圣明的人虽不做事，可是所有官吏都把才能使出来。这就叫做不进行教化的教化，不说话的诏告。

　　所以，有办法知道君主狂妄，那就是根据他说的话恰当；有办法知道君主昏惑，那就是根据他说的话得体。所谓君主，就是以不求恰当为恰当、以不求得体为得体的人啊。恰当与得体不属于君主的范围，而属于臣子的范围。所以善于当君主的人不担当任何官职，其次是不做具体的事情。担当官职就会有不能完备的情况，做具体事情就会有不能周全的情况。不完备不周全，这是官吏之所以产生疑惑，邪僻之所以出现的原因。现在制造车子的，要经过许多有关部门然后才能造成。治理国家难道只象造车子吗?国家是靠众人的智慧和才能来维护的，不可以用一件事情一种方法使它安定下来。

　　能以不变应万变，没有方法却能做成事情的，只有有道之人才能这样。有个鲁国边鄙地区的人送给宋元王一个连环结，宋元王在国内传下号令，让灵巧的人都来解绳结。没有人能解开。儿说的学生请求去解绳结，只能解开其中的一个，不能解开另一个，并且说：“不是可以解开而我不能解开，这个绳结本来就不能解开。”向鲁国边鄙地区的人询问一下，他说，“是的，这个蝇结本来不能解开，我打的这连环结，因而知道它不能解开。现在这人没有打这连环结，却知道它不能解开，这就是比我巧啊。”所以象儿说的学生这样的八，是用“不可以解开”的回答解决了绳结的削题。郑国的太师文弹瑟弹了一整天，而后站起来。在瑟前拜了两拜说：“我学习你，学习你的音律变化无穷。”所以象太师文这样的人，先让自己的心如兽类一样冥然无知，所以才能掌握弹瑟的规律。

　　所以，思虑就会使自己受到损伤，智巧就会使自己遭到灭亡，自夸逞能就会使自己遭殃，担当职务就会使自己狂妄。所以神妙至极就能逍遥自得，转瞬即逝，但人们却看不到它的形体，圣明至极就能移风易俗，但人们却不知道是跟随着什么改变的，超群出世，但没有不和谐的，治理人民，称孤道寡，而不受阻塞壅闭。这样，奸邪的实情就能了解，阴险邪僻，善进谗言，阿谀奉承、机巧虚诈的人就无法靠近了。凡是奸邪险恶的人，一定要有所凭借。凭借什么呢?就是凭借君主的亲自做事。君主喜欢亲自做事，那么担当官职的人就会放弃自己的职责去曲从君主所做的事了。曲从君主所做的事，有了过错，君主也就无法责备他，这样，君主就会一天天受损害，臣子就会一天天得志。这样就是该运动的却安静，该安静的却运动。尊贵的变为卑下的，卑下的变为尊贵的，这种现象就由此产生了．这就是国家所以衰弱、敌国所以进犯的原因啊。

　　奚仲创造了车子，苍颉创造了文字，后稷发明了种庄稼，皋陶制定了刑法，昆吾创造了陶器，夏鲧发明了筑城。这六个人，他们所创造的东西都是适宜的，然而却不是君主所应做的。所以说，创造的人忙乱，靠别人创造的人平静。只有掌握了当君主的原则，才能了解性命的真情，所以驾驭天下而不感到费力，这样的人就叫做完人。

　　任数

　　凡是任用官吏，把治理得好看成能胜任，把治理得混乱看成有罪。现在治理得混乱却不加责备，那么混乱就更加厉害了。君主以好炫耀来显示自己的才能，以好做先导来自夸，臣手以不劝谏君主来保持寺官职，以曲意听从来求得收容，这样就是君主代替主管官吏当主管官吏，这样就是臣子得以跟随着干那些保持官职、曲意求容的事情。君臣的正常关系不确定，耳朵即使能听也无法听清，眼睛即使能看也无法看清，内心即使知道也无法选取，这是情势使他这样的。耳朵能听见是凭借着寂静，眼睛能看见是凭借着光明，内心能知道是凭借着义理。君臣如果交换了各自的职守，那么上面说的三种器官的功用就被废弃了。亡国的君主，他的耳朵不是不可以听到，他的眼睛不是不可以看到，他的内心不是不可队知道，君臣的职分混乱，上下不加分别，即使听到，又能真正听到什，即使看到，又能真正看到什么?即使知道，又能真正知到什么?要达到随心所故无所不至的境界，就得有所凭借啊。这是愚蠢君主的智慧所不能达到的。不能达到就不能知道，不能知道就不相信这种情况。没有骨髂的虫子春生秋死，不可能让它知道有冰雪。拥有疆土的君主，能明察这些话，那么灾祸就无法到来了。

　　再说，耳目智巧，本来就不足以依靠，只有讲求驾驭臣下的方法，按照义理行事才可以依靠。韩昭厘侯察看用来祭祀宗庙的牺牲，那猪很小，昭厘侯让官员用大猪替换小猪。那官员又把这头猪拿了来，昭厘侯说；“这不是刚才的猪吗?”那官员无话回答。昭厘侯就命令官吏治他的罪。昭厘侯的侍从说：“君王您根据什么知道的？”昭厘侯说：“我是根据猪的耳朵识别出来的。”申不害听到了这件事，说：“根据什么知道他聋，根据他的听觉好，根据什么知道他瞎?根据他的视力好，根据什么知道他狂?根据他的话得当。所以说，去掉听觉无法听见了，那么听觉就灵敏了，去掉视觉无法看见了，那么目光就敏锐了；去掉智慧无法去知道了，那么内心就公正无私了。去掉这三种东西不使用，就治理得好，使用这三种东西，就治理得乱。”以此说明耳只心智不足阻依靠。耳目心智，它们所能了解认识的东西很贫乏，它们所能听到见到的东西很浮浅。凭着浮浅贫乏的知识占有广博的天下，使不同习俗的地区安定，治理全国人民，这种主张必定行不通。十里远的范围，耳朵就不能听到，帷幕墙壁的外面，眼睛就不能看见，三亩大的宫室里的情况，心就不能知道。凭着这些，往东到开梧国，往南安抚多<婴页>国，往西让寿靡国归服，往北让儋耳国归依，那又该怎么办呢?所以当君主的，不可不明察这些话啊。

　　治乱安危存亡，本来就没有另外的道理。所以，最大的聪明是丢掉聪明，最大的仁慈是忘掉仁慈，最高的道德是不要道德。不说话，不思虑，清静地等待时机，时机到来再行动，内心闲暇的人就能取胜。几是行动，其准则是，清静无为，公正质朴，自始至终都端正。这样来整顿纲纪，就能做到虽然没有人倡导，但却有人应和，虽然没有人带头，但却有人跟随。古代称王的人。他们所做的事很少，所凭借的却很多．善用凭借，是当君主的方法，亲自做事，是当臣子的准则。亲自去做就会忙乱，善用凭借就会清静。顺应冬天而带来寒冷，顺应夏天而带来炎热，君主还要做什么事呢?所以说，当君主的原则是无知无为，却胜过有知有为。这样就算掌握了当君主的方法了。

　　主管官吏向齐桓公请示事情，恒公说；“把这事情告诉忡父去。”主管官吏又请示事情，桓公说：“告诉仲父去。”这种情况连续了三次。桓公的近臣说；“第一次请示，说让去找仲父，第二次请示，又说让去找仲父。这样看来，当君主太容易啦！”桓公说；“我没有得到仲父时很难，已经得到仲父之后，为什么不容易呢?”桓公得到管仲，做事情尚且非常容易，更何况得到道术呢?

　　孔子被困在陈国，蔡国之间，只能吃些没有米粒的野菜，七天没有吃到粮食。孔子白天躺着睡觉。颜回讨米，讨到米后烧火做饭，饭快熟了，孔子望见颜回抓取锅里的饭吃。过了一会儿，饭做熟了，颜回谒见孔子并且献上饭食，孔于假装没有看见颜回抓饭吃，起身说：“今天我梦见了先君，把饭食弄干净了然后去祭祀先君．”颜回回答说；“不行。刚才烟尘掉到钢锅，扔掉沾着烟尘的食物不吉利，我抓出来吃了。”孔子叹息着说：“所相信的是眼睛，可是眼睛看到的还是不可以相信，所依靠的是心，可是心里揣度的还是不足以依靠。学生们记住：了解人本来就不容易呀。”所以，有所知并不难，掌握知人之术就难了。

　　勿躬

　　人的心意如果好，即使不懂得什么，也可以当君长。所以李悝说：“没有狗就不能捕获兔，兔如果变得和狗一样，那就无兔可捕了。”君主如果喜欢做臣子该做的事，就与此相似了。臣子蒙蔽君主，别人还能不断加以制止，君主自己蒙蔽自己，那就没有人敢于制止了。君主自己做臣子该做的事，这是最严重的自己蒙蔽自己的行为。

　　扫帚每天要使用，因而不把它藏在箱子里。所以，君主思虑臣子职权范围内的事，心志就会衰竭，亲自去做臣子职权范圈内的事，就会昏昧，亲自去做臣子该做的事，就会疲惫。衰竭、昏昧、疲惫，这三种情况，不是当君主应该实行的准则。

　　大桡创造了六十甲子记日，黔如创造了虏首计算法，容成创造了历法，羲和创造了计算日子的方法，尚仪创造了计算月分的方法，后益创造了计算年分的方法，胡曹创造了衣服，夷羿创造了弓，祝融创造了市肆，仪狄创造了酒，高元创造了房屋，虞姁创造了船，伯益创造了井，赤冀创造了舂米的臼，乘雅创造了用马架车，寒哀创造了架车的技术，王亥创造了驾牛的方法，史皇创造了绘画，巫彭创造了医术，巫成创造了占卜术。这二十位官员，正是圣人用来治理天下的依靠。圣贤的君王不能自己做二十位官员做的事，然而却能让二十位官员全部献出技艺和才能，这是因为圣贤君王居上位的缘故。圣贤君王有所不能，因此才有所能，有所不知，因此才有所知。修养自己的精神品德，自然就能化育万物了，哪里一定要使自身劳苦忧虑、把耳朵眼睛搞得疲惫不堪呢?因此，圣贤君王的品德，光灿灿地就象月亮刚出来，普遍地照耀天地四方，没有照不到的地方，明亮亮地就象太阳的光芒，能化育万物，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精神与道符合，生命不受挫折，因而心志不可阻挡；精气与鬼神相通，深微玄妙，没有人能看出其形体来。这样，一旦君主南面而冶，各种邪曲的事自然会得到匡正，天下的人都恢复自己的本性，老百姓都从内心感到高兴、安心培育自己的善性，因而做什么事就没有不成功的。所以，善于当君主的人，谨慎地保持住真情本性，因而各种官吏就能治理了，老百姓就能亲附了，名声就显赫了。

　　管子向桓公禀报说；“开垦田地，扩大城邑，开辟土地，种植谷物，充分利用地力，我不如宁速，请让他当大田。迎接宾客，熟悉升降、辞让，进退等各种礼仪，我不如隰朋，请让他当大行。早人朝，晚退朝，敢于触怒国君，忠心谏诤，不躲避死亡，不看重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让他当大谏臣。在广阔的原野上作战，战车整齐行进而不错乱，士兵不退却，一击鼓进军，三军的士兵都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让他当大司马。断案恰当，不杀无辜的人，不冤屈没有罪的人，我不如弦章，请让他当大理。您如果想治国强兵，那么这五个人就足够了，您要想成就霸王之业，那么有我在这里。”桓公说：“好。”就让五个人都担任了那些官职，接受管子的命令。过了十年，桓公多次盟会诸侯，使天下完全得到匡正，这些都是靠了管杰吾和五个人的才能啊。管子是臣子，他不担当自己不能做的事情，而让五个人把自己的才能都献出来，更何况君主呢?君主如果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与不能做什幺是可以治理人民的，那么隐蔽许伪欺骗危险的言论就没有不能识别的了，各种官吏对自己主管的事情就会尽心竭力了。五帝三王治理人民时，在下位的本来不过是尽心竭力罢了。治理人民如果懂得不要依仗自己的才能、勇武、有力、诚实、守信，那就接近于君道了。

　　凡是当君主的，应该处于平静之中，使用道德去教化人民，治理根本的东西。这样，从外表到内心就会更加宽实，就会越发耳聪目明，各种官吏就会谨慎地对待职守，没有敢于苟且懈怠的，就能人人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情，切合自己的名声。名声和实际相符，述就叫做懂得了道。

　　知度

　　能明察的君主，不是普遍地明察万事万物，而是明察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有道术的君主，不是一切都亲自去做，而是要明瞭治理百官的根本。明瞭冶理百官的根本，所以事情少而国家太平。明察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因而大权蚀揽，奸邪止息。奸邪止息，那么游说的不来，而真情也能了解了。真情不加虚饰，而事实也能显现了。这就叫做最完美的政治。政冶最完美的社会，人民不好说空话假话，不好流言邪说。贤德的与不贤德的各自都恢复其本来面目，依照真情行事，对自己的本性不加雕饰，保持敦厚纯朴的品行，以此来侍奉自己的君主。这样，对灵巧的，拙笨的、愚蠢的、聪明的，勇敢的、怯懦的，就都可以因此而变动他们的官职。变动了官职，他们各自就能胜任自己的职务了。所以，对有职位的人就要求他们安于职位，不听他们的议论，对没有职位的人就要求他们的实际行动，用以检验他们的言论。这两种情况都明察了，那么无用之言就不能进入朝廷了。君主依照天性行事，去掉爱惜之心，以虚无为根本，来听取有用之言，这就叫做听朝。凡是听朝，都是君臣共同招致理义，共同确立法度。君主依照天性行事，那么讲求理义的人就会到来了，法度的效用就会确立了，乖僻邪曲之人就会退去了，贪婪诈伪之徒就会远离了。所以，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除掉奸邪，除掉奸邪的关键在于治理官吏，治理官吏的关键在于研习道术，研习道术的关键在于懂得天性。所以子华子说：“君主应该求深入而不求广博，谨慎地守住根本，喜爱正性。与众人不相同，而要致力于学得驾驭臣下的能力。完全学到了这种能力，四方就会平定．只有那些符合天道的人，不求相同却能达到相同。这就是神农之所以兴盛，尧、舜之所以名声卓著的原因。”

　　君主认为自己聪明却认为别人愚蠢，认为自己灵巧却认为别人笨拙，这样，那么愚蠢笨拙的人就请求指示了，灵巧聪明的人就要发布指示了。发布的指示越多，那么请求指示的就越多。请求指示的越多，就将无事不请求指示。君主即使灵巧聪明，也不能无所不知。凭着不能无所不知，应付无所不请，道术必定会穷尽。当君主却经常被臣下弄得道术穷尽，又将怎样治理人民昵?穷尽了却不知道自己穷尽了，又将犯自高自大的错误。这就叫做受到双重阻塞。受到双重阻塞的君主，就不能保佳国家了。所以有道术的君主，依靠臣子做事，自己却布亲自去做。要求臣子做事有成效，自己却不发布指示。去掉想象，去掉猜度，清静地等待时机。不代替臣子讲话，不抢夺臣子的事情做。审察名分和实际，官府之事让臣子自已管理。以不求知为根本，把询问臣子怎么办作为宝物。比如尧说；“怎样做才能象日月那样普照人间?”舜说；“怎样做才能使四方边远之处归服?”禹说；“怎样做才能治服青丘国，使九阳山、奇肱国受到教化?”

　　赵襄子当改之时，用任登当中牟令。他在上呈全年的帐簿时，向襄子推荐道：“中牟有个人叫胆胥己，请您召见他。”襄子召见胆胥己以后让他当中大夫。相国说；“我料想您对这个人只是耳闻，尚未亲眼见到其为人如何吧!当中大夫，竟是这样容易吗?这不是晋国的成法。”襄子说：“我提拔任登时，已经耳闻并且亲眼花缭乱见到他的情况了。任登所举荐的人，我如果还要耳闻并且亲眼见到这人的实际情况，这样，用耳朵听、用眼睛观察人就始终没有完了。”于是就不再询问，而让胆胥己当了中大夫。襄子还需做什么呢?他只是任用人，那么贤德的人就把力量全部献出来了。

　　君主的弊病，一定是委任人官职却不让他做事，或者让他做事却与不了解他的人议论他。横渡长江的人靠的是船，到远处去的人靠的是千里马，成就王霸之业的人靠的是贤人。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这些人就是成就王霸之业的人的船和千里马啊。不任用父兄与子弟，并不是疏远他们；任用厨师、钓鱼的人与仇人、奴仆，并不是偏爱他们。保住国家、建立功名的原则要求君主不得不这样啊。这就如同卓越的工匠建筑官室一样，测量一下官室的大小就知道需要的术材了，估量一下工程的大小尺寸就知道需要的人数了。所以小臣伊尹、吕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殷，周要成就王业了，管夷吾、百里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齐、秦要成就霸业了。他们岂只是船和千里马啊?

　　成就王业霸业的当然要有人，亡国的也要有人。桀重用干辛，纣重用恶来，宋国重用唐鞅，齐国重用苏秦。因而天下人就知道他们要灭亡了。不任用贤人却想要建立功业，这就好象在夏至这一天却想让夜长，射鱼时冲着天却想射中一样。舜、禹对此尚且办不到，更何况平庸的君主呢？

　　慎势

　　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要求人们诚信，这是胡涂的。失去了君主的权势，仗恃着享有国家，这是危险的。能吞下船的大鱼，居于陆地就不能胜过蝼蛄蚂蚁。权力相同就不能役使对方，势力相等就不能兼并对方，冶乱相同就不能匡正对方。所以对大小、轻重，多少、治乱等情况，不可不审察清楚，这是通向祸福的门径。

　　凡是戴帽子束带子的文明国家，车船所能达到的地方，不用象、译、狄鞮等官员做翻译的地方，有三千里见方。古代称王的人，选择天下的正中来建立京畿，选择京畿的正中来建立官廷，选择宫廷的正中来建立祖庙。在普天下，只把千里见方的地方作为京畿，是为了更好地担起治理国家的担子。京畿并不是不能扩大，但是大了不如小了好，多了不如少了好。多分封诸侯国，不是因为偏爱贤德之人，而是为了有利于权势，保全住威严，是为了使道义扩大。道义扩大了，那就没有人与之为敌了。没有人与之为敌的人就安全。所以对上世考察一下，那些分封诸侯国多的人，他们的福分就长久，他们的名声就显赫。神农享有天下十七世，是与天下人共同享有啊。

　　称王的人分封诸侯国，越近的就越大，越远的就越小。边远之处有十里大的诸侯国。用大的诸侯国役使小的诸侯国，用权势重的诸侯国役使权势轻的诸侯国，用人多的诸侯国役使人少的诸侯国，这就是称王的人能保全天下的原因。所以说，用滕、费役使别国就费力，用邹、鲁役使别国就省力，用宋、郑役使别国就加倍容易，用齐、楚役使别国就等于把纲纪加在它们身上罢了。所使用的诸侯国越大，实现自己的愿望就越容易。汤如果没有郼，武王如果没有岐，他们的贤德即使达到十全十美的程度，也不能成就功业。凭着汤、武王那样的贤德，尚且需要借助于权势，更何况赶不上汤、武王的人呢?所以，用大的诸侯国役使小的诸侯国就吉祥，用小的诸侯国役使大的诸侯国就会灭亡，用权势重的诸侯国役使权势轻的诸侯国就顺从，用权势轻酌诸侯国役使权势重的诸侯国就不吉祥。由此看来，想要使一世平定，使百姓安定使功名刻铸在盘盂上，铭刻在壶鉴上，这样的人，他们对权势尊贵从不满足，他们对实力雄厚从不满足。有雄厚的实力，有尊贵的权势，有贤德之人辅佐，凭着这些，遇上乱世，至少也能成就王业。

　　天下的人民很贫穷很困苦了。人民的贫穷田苦越厉害，称王的人成就王业就越容易。凡是称王的，都是挽牧人民的贫穷困苦啊。水里使用船，陆上使用车，泥泞路上使用輴，沙土路上使用鸩，山路上使用樏，这是为了顺应不同的形势。能因势利导的，命令就能执行。地位尊贵的，教化就能被接受，威严树立的，奸邪就能制止。这就是治理人的原则。所以，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对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发号施令就容易，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对大夫之家发号施令就容易，用大夫之家对一人发号施令就容易。如果认识到达一点，即使尧、舜都不能改变它。诸侯都不想臣服于人，可是却不得不这样。君王的地位如果不利，那么怎能轻易地使之臣服呢?称王的人权衡轻重，审察大小，多立诸侯，是为了使自己的地位有利。所谓称王，凭借的是权势。所谓称王，是权势无人与之抗衡。权势有人抗衡，那么称王的人就被废弃了。有知道小可以超过大．少可以胜过多的人，就知道怎样才能无人与之抗衡了。知道怎样才能无人与之抗衡，那么比拟僭越的事就会远远离开了。所以先王的法度是，立天子不让诸侯僭越，立诸侯不让大夫僭越，立嫡子不让庶子僭越。僭越就会产生争夺，争夺就会产生混乱。因此，诸侯丧失了爵位，那么天下就会混乱，大夫没有等级，那么朝廷就会混乱；妻妾不加区分，那么家庭就会混乱，嫡子庶子没有区别，那么宗族就会混乱。慎子说：“如果有一只兔子跑，就会有上百人追赶它，并不是一只兔子足以被上百份，是由于兔子的归属没有确定。归属没有确定，尧尚且台竭力追赶，更何况一般人呢?兔子摆满市，走路的人看都不看，并不是不想要兔子，是由于归属已经确定了。归属已经确定，人即使鄙陋，也不争夺。”所以治理天下及国家，只在于确定职分罢了。

　　楚庄王围困宋国九个月，楚康王围困宋国五个月，楚声王围困宋国十个月。楚国围困过宋国三次，却不能灰亡它。并不是不可取灭亡，拿一个象宋国一样无德的国家去攻打宋国，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昵?凡是功业的建立，都是因为贤与不肖、强与弱，治与乱不相同啊。

　　齐简公有个臣子叫诸御鞅，他向简公进谏说；“陈常与宰予，这两个臣子彼此非常仇恨。我担心他们互相攻打。他们一味固执地要互相攻打，就会危害到君王。希望您罢免一个人。”简公说“这不是你这样的浅陋之人所能知道的。”过了没多久，陈常果然在朝廷上攻打宰予，在宗庙里追上了简公。简公长叹着说，“我不能采纳诸御鞅的意见，以至于遭到这样的祸患。”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丧失了君主的权势，虽然后悔没有听从诸御鞅的话，与不后悔的结果是一样的。这就是不知道依靠可以依靠的东西，却依靠不可依靠的东西。周鼎上刻铸物象，是为了让事理贯通。事理贯通，这是当君主应该掌握的原则啊。

　　不二

　　听从众人的议论来治理国家，国家很快就会遭到危险。根据什么知道会是这样呢?老耽祟尚柔，孔子崇尚仁，墨翟崇尚廉，关尹崇尚清，列子崇尚虚，陈骈崇尚齐，阳生崇尚己，孙膑崇尚势，王廖崇尚先，儿良崇尚后。

　　军队里设置锣鼓，是为了用来统一士兵的听闻，法令一律，是为了用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聪明的人不得灵巧，愚蠢的人不得笨拙，是为了甩来统一众人的智力，勇敢的人不得抢先，胆怯的人不得落后，是为了用来统一大家的力量。所以，统一就治理得好，不统一就冶理得不好；统一就平安，不统一就危险。能够使众多不同的事物齐同，使愚蠢聪明灵巧笨拙的人都能用尽力气和才能，就象由一个起点出发一样的，大概只有圣人吧!没有驾驭臣下方法的智谋，不经过教化而具有的才能，依仗强力、敏捷，贯通、熟习，是不足以实现这些的．

　　执一

　　天地阴阳不改变规律，生成的万物却各不相同。眼睛不丧失视力，就能分辨出黑自的差别，耳朵不丧失听力，就能听出清浊不同的乐音。称王的人掌握住根本，就能成为万物的主宰。军队一定要有将帅，这是为了用来统一军队的行动，国家一定要有君主，这是为了用来统一全国的行动，天下一定要有天子，这是为了用来统一天下的行动，天子一定要掌握住根本，这是为了使权力集中。统一就能治理好天下，不统一就会造成天下大乱。譬如并排驾驭四匹马，让四个人每人拿一根马鞭，那就连街门都出不去，这是因为行动不统一啊。

　　楚王向詹何问如何治理国家，詹何回答说：“我只听说过如何修养自身，没有听说过如何治理国家。”詹何难道认为国家可以不要治理吗?他是认为冶理国家的根本在于修养自身。自身修养好了，家庭就能治理好。家庭治理好了，国家就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了，天下就能治理好。所以说，靠自身的修养来治理家庭，靠家庭的洽理来治理国家，靠国家的冶理米冶理天下。这四种情况，所处的地位虽不一样，可根本却是相同的。所以圣人所做的事情，往大处说可以大到天地四方、日月所能照到之处，往简要处说没有离得开修养自身的。慈父慈母不一定能把好品德传给儿子，忠臣的意见不一定能被君主听取，只有修养自身的儿子和君主才接近于做到这一点。

　　田骈以道术劝说齐王，齐壬回答他说：“我所拥有的只是齐国，希望听听如何治理齐国的政事”。田骈回答说；“我说的虽然没有政事，但可以由此推知政事。这就好象树木一样，本身虽不是木材，但可以由此得到木材。希望您从我的话中自己选取治理齐国政事的道理。”田骈还是就浅显的方面说的，就广博的方面而言，岂只是治理齐国前政事是如此呢?万物的变化应和，都是有规律的，根据其本性来使用万物，就没有什么不恰当合适的，彭祖因此而长寿，三代因此而昌盛，五帝因此而卓著，神农因此而兴盛。

　　吴起对商文说：“侍奉君主真是靠命运吧!”商文说。“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吴起说；“治理全国，完成教化，改变习俗，使君臣之间有道义，父子之间有次序，您跟我比哪一个强些?”商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一旦献身君主当臣子，君主的地位就尊贵，一旦交出印玺辞去官职，君主的地位就轻微。在这方面您跟我比哪一个强些?”商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兵士战马已经排成行列，战马与人相匹敢，人在马的前面将要发起进攻，拿起鼓槌一击鼓，让三军的兵士视死如归，在这方面您跟我比哪一个强些?”商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这三样您都不如我，职位却在我之上，侍奉君主真是靠命运啊!”商文说：“好。您问我，我也问问您。世道改变，君主年少，臣子们疑虑重重，百姓们很不安定，遇到这种情况，把政权托付给您呢，还是托付给我呢?“吴起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说。“托付给您。”商文说；“这就是我的职位在您之上的原因啊。”吴起看到了自己的长处，却看不到自己的短处，知道自己的优点，却不知道自己的缺点。所以他能在西河打胜仗，但却被王错弄得处境困难，不久就遇到大难，自身不得善终。

　　吴国战胜了齐国，却不能胜过越国。齐国战胜了宋国，却不能战胜燕国。所以凡是能保全国家和自身不被灭亡的，大概只有知道长短伸屈的变化才能敢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