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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列传·卷三十三

◎文学上

○萧韩家奴 李澣

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骁崇儒之美。但其风气刚劲,三面邻敌,岁时以蒐浯为务,而典章文物,视古犹阙。然二百年之业,非数君子为之综理,则后世恶所考述哉?作《文学传》。

萧韩家奴,字休坚,涅剌部人,中书令安抟之孙。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统和十四年始仕。家有一牛,不任驱策,其奴得善价鬻之。韩家奴曰:“利己误人,非吾所欲。”乃归直取牛。二十八年,为右通进,典南京栗园。重熙初,同知三司使事。四年,迁天成军节度使,徙彰愍宫使。帝与语,才之,命为诗友。尝从容问曰:“卿居外有异闻乎?”韩家奴对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则大者必生;大者熟,则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为尽美。不知其他。”盖尝掌栗园,故托栗以讽谏。帝大笑。诏作《四时逸乐赋》,帝称善。

时诏天下言治道之要,制问:“徭役不加于旧,征伐亦不常有,年谷既登,帑廪既实,而民重困,岂为吏者慢、为民者惰欤?今之徭役何者最重?何者尤苦?何所蠲省则为便益?补役之法何可以复?盗贼之何害可以止?”韩家奴对曰:

臣伏见比年以来,高丽未宾,阻卜犹强,战守之备,诚不容已。乃者选富民防边,自备粮糗。道路修阻,动淹岁月;比至屯所,费已过半;只牛单毂,鲜有还者。其无丁之家,倍直佣僦,人惮其劳,半途亡窜,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给。求假于人,则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偿者。或逋役不归,在军物故,则复补以少壮。其鸭渌江之东,戍役大率如此。况渤海、女直、高丽合从连衡,不时征讨。富者从军,贫者侦候。加之水旱,菽粟不登,民以日困。盖势使之然也。

方今最重之役,无过西戍。如无西戍,虽遇凶年,困弊不至于此。若能徙西戍稍近,则往来不劳,民无深患。议者谓徙之非便:一则损威名,二则召侵侮,三则弃耕牧之地。臣谓不然。阻卜诸部,自来有之。曩时北至胪朐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壹,惟往来抄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因迁种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国,不营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为寇。统和间,王太妃出师西域,拓土既远,降附亦众。自后一部或叛,邻部讨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驭远人之道。及城可敦,开境数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业日殚。警急既不能救,叛服亦复不恒。空有广地之名,而无得地之实。若贪土不已,渐至虚耗,其患有不胜言者。况边情不可深信,亦不可顿绝。得不为益,舍不为损。国家大敌,惟在南方。今虽连和,难保他日。若南方有变,屯戍辽邈,卒难赴援。我进则敌退,我还则敌来,不可不虑也。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结诸部,释罪而归地,内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约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置酋长,岁修职贡。叛则讨之,服则抚之。诸部既安,必不生衅。如是,则臣虽不能保其久而无变,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或云弃地则损威,殊不知殚费竭财,以贪无用之地,使彼小部抗衡大国,万一有败,损威岂浅?或又云,沃壤不可遽弃。臣以为土虽沃,民不能久居,一旦敌来,则不免内徙,岂可指为吾土而惜之?

夫帑廪虽随部而有,此特周急部民,一偏之惠,不能均济天下。如欲均济天下,则当知民困之由,而窒其隙。节盘游,简驿传,薄赋敛,戒奢侈。期以数年,则困者可苏,贫者可富矣。盖民者国之本,兵者国之卫。兵不调则旷军役,调之则损国本。且诸部皆有补役之法。昔补役始行,居者行者,类皆富实,故累世从戍,易为更代。近岁边虞数起,民多匮乏,既不任役事,随补随缺。苟无上户,则中户当之。旷日弥年,其穷益甚,所以取代为艰也。非惟补役如此,在边戍 兵亦然。譬如一杯之土,岂能填寻丈之壑!欲为长久之便,莫若使远戍疲兵还于故乡,薄其徭役,使人人给足,则补役之道可以复故也。

臣又闻,自昔有国家者,不能无盗。比年以来,群黎凋弊,利于剽窃,良民往往化为凶暴。甚者杀人无忌,至有亡命山泽,基乱首祸。所谓民以困穷,皆为盗贼者,诚如圣虑。今欲芟夷本根,愿陛下轻徭省役,使民务农。衣食既足,安习教化,而重犯法,则民趋礼义,刑罚罕用矣。臣闻唐太宗问群臣治盗之方,皆曰:“严刑峻法。”太宗笑曰:“寇盗所以滋者,由赋敛无度,民不聊生。今朕内省嗜欲,外罢游幸,使海内安静,则寇盗自止。”由此观之,寇盗多寡,皆由衣食丰俭,徭役重轻耳。

今宜徙可敦城于近地,与西南副都部署乌古敌烈、隗乌古等部声援相接。罢黑岭二军,并开、保州,皆隶东京。益东北戍军及南京总管兵。增修壁垒,候尉相望,缮完楼橹,浚治城隍,以为边防。此方今之急务也,愿陛下裁之。

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仍诏谕之曰:“文章之职,国之光华,非才不用。以卿文学,为时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职。朕之起居,悉以实录。”自是日见亲信,每入侍,赐坐。遇胜日,帝与饮酒赋诗,以相酬酢,君臣相得无比。韩家奴知无不言,虽谐谑不忘规讽。

十三年春,上疏曰:“臣闻先世遥辇可汗洼之后,国祚中绝。自夷离堇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然上世俗朴,未有尊称。臣以为三皇礼文未备,正与遥辇氏同。后世之君以礼乐治天下,而崇本追远之义兴焉。近者唐高祖创立先庙,尊四世为帝。昔我太祖代遥辇即位,乃制文字,修礼法,建天皇帝名号,制宫室以示威服,兴利除害,混一海内。厥后累圣相承,自夷离堇湖烈以下,大号未加,天皇帝之考夷离堇的鲁犹以名呼。臣以为宜依唐典,追崇四祖为皇帝,则陛下弘业有光,坠典复举矣。”疏奏,帝纳之,始行追册玄、德二祖之礼。

韩家奴每见帝猎,未尝不谏。会有司奏猎秋山,熊虎伤死数十人,韩家奴书于册。帝见,命去之。韩家奴既出,复书。他日,帝见之曰:“史笔当如是。”帝问韩家奴:“我国家创业以来,孰为贤主?”韩家奴以穆宗对。帝怪之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视人犹草芥,卿何谓贤?”韩家奴对曰:“穆宗虽暴虐,省徭轻赋,人乐其生。终穆之世,无罪被戮,未有过今日秋山伤死者。臣故以穆宗为贤。”帝默然。

诏与耶律庶成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进之。十五年,复诏曰:“古之治天下者,明礼义,正法度。我朝之兴,世有明德,虽中外向化,然礼书未作,无以示后世。卿可与庶成酌古准今,制为礼典。事或有疑,与北、南院同议。”韩家奴既被诏,博考经籍,自天子达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于世,不缪于古者,撰成三卷,进之。又诏译诸书,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时帝以其老,不任朝谒,拜归德军节度使。以善治闻。帝遣使问劳,韩家奴表谢。召修国史,卒,年七十二。有《六义集》十二卷行于世。

李澣,初仕晋为中书舍人。晋亡归辽,当太宗崩、世宗立,恟涣不定,澣与高勋等十余人羁留南京。久之,从归上京,授翰林学士。穆宗即位,累迁工部侍郎。时澣兄涛在汴为翰林学士,密遣人召澣。澣得书,托求医南京,易服夜出,欲遁归汴。至涿,为徼巡者所得,送之南京,下吏。澣伺狱吏熟寝,以衣带自经;不死,防之愈严。械赴上京,自投潢河中流,为铁索牵掣,又不死。及抵上京,帝欲杀之。时高勋已为枢密使,救止之。屡言于上曰:“澣本非负恩,以母年八十,急于省觐致罪。且澣富于文学,方今少有伦比,若留掌词命,可以增光国体。”帝怒稍解,仍令禁锢于奉国寺,凡六年,艰苦万状。会上欲建《太宗功德碑》,高勋奏曰:“非李澣无可秉笔者。”诏从之。文成以进,上悦,释囚。寻加礼部尚书,宣政殿学士,卒。

论曰:统和、重熙之间,务修文治,而韩家奴对策,落落累数百言,概可施诸行事,亦辽之晁、贾哉。李澣虽以词章见称,而其进退不足论矣。

译文

  萧韩家奴,字休坚,涅剌部人,中书令萧安抟之孙。少年时好学,成年后到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晓辽、汉文字。统和十四年(996)开始出任官职。家中有一头牛,不听使唤,其奴仆得到好价钱将它卖了。韩家奴说:“自己得利,让别人受害,我不能这么做。”便退了钱取回了牛。

  二十八年(1010),为右通进,主管南京栗园。重熙初年,同知三司使事。四年(1035),迁天成军节度使,徙为彰愍宫使。皇上跟他交谈,觉得他有才,让他做个友。曾经从容地问他“:你在京外做官有特别的见闻吗?”韩家奴说“:臣仅仅只知炒栗子:小的熟了,那么大的一定是生的;大的熟了,则小的一定焦了。要让大栗小栗都熟,这才是尽善尽美。别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曾掌管栗园,所以借炒栗之事讽谏。皇上大笑。诏令做《四时逸乐赋》,皇上夸奖他做的好。

  当时诏令天下陈说治国之道的关键,制问:“徭役不曾比从前增加,征伐之事也不常有,谷子丰收了,府库仓廪也充实了,然而百姓受到重重困扰,难道是做官的怠慢疏忽,做百姓的懒惰吗?现在的徭役哪一种最重?哪一种尤其烦苦?将哪一项减省则能得益?用什么办法可以恢复补役之法?用什么办法可以防止盗贼的蠹害?”韩家奴回答说:

  “臣伏见近年以来,高丽不曾宾服,阻卜仍然强大,备战防守之举,实在不能停止。前者选派富民防边,自备粮草。道路甚远,又多险阻,动辄积年累月;等到到达屯所,费用已用去过半;一头牛一驾车,只见人去,很少有回来的。没有男丁的家庭,要用两倍的耗费去雇人租车,人们都害怕劳苦,半途逃亡,所以戍卒的军粮多数不能得到供应。向人借贷,那么要附加的利息之高,以至于有卖儿子、割让田地而不能偿还者。有的逃役不回,有的在军中死去,那么就以少壮之人补充。在鸭绿江以东,戍役情况大抵如此。况且又有渤海、女真、高丽的合纵连横,以至于不时要去征讨。富家从军,贫穷的人当探子。加上又有水灾旱灾,大豆和谷子歉收,百姓因此日益困苦。这大概要算是外部条件造成他们这样的了。

  “当今最重之役,无过于西戍。如果没有西戍,即使遇上不好的年成,百姓之贫困凋敝也不至于如此。如果能将西戍驻所稍稍移近,那么往来不再劳顿,百姓也就没有过于深重的痛苦。有人说迁西戍不方便:一是自损威名,二是招致侵凌侮辱,三是得放弃农耕放牧之地。我认为不是这样。阻卜各部,自古就有。早先北至胪朐河,南至边境,众人多是散居,未能统一,只是往来抢劫。待到太祖西征,直到流沙,阻卜见势纷纷降附,西域各国也愿意前来朝贡。于是离散其种群部落,于内置三部,以增益我国,不造城邑,不设戍兵,阻卜累世不敢侵扰。统和年间,皇太妃出师西域,开拓疆土甚远,降附的人也多。这以后如果一部反叛,邻部讨伐之,使得互相制约,正得驾驭远人之良法。及至建可敦城,开拓疆土数千里,西北的百姓,徭役一天比一天增多,生计产业日益穷乏。有警报急事已不能相救,叛服不常的现象就出现了。空有土地广漠之名,而没有得地之实惠。如果贪恋土地而无止境,渐渐便会空耗人力物力,其危害真是不敢想象。况且边关之实情不值得过分仰赖,又不能一下子飞渡至彼。得到它算不上得到了好处,舍弃它也说不上损失了什么。国家之大敌,独在于南方。现在尽管与之讲和,难保将来。如果南方有变故,屯戍之所过于遥远,仓猝间难以赶去增援。我进则敌退,我收兵则敌又来,不可不虑。现下太平已久,正可以恩义交结诸部,释免其罪,退还其地,将戍兵内徙以增强堡垒屏障,对外申明规约以稳定疆界。每部各立一酋长,使每年修治职贡。反叛则讨伐之,顺服则慰抚之。诸部安定之后,必然不会生事。这样的话,则我尽管不能保证他们长期不出变乱,然而知道他们一定不会深入我内地来侵扰掠夺。有人说,弃地就会损威。殊不知耗尽钱财,贪求得到无用之土地,造成对方一个小部落就能与我大国相抗衡,万一作战获败,那损威还会浅吗?又有人说,肥沃之土不可轻易放弃,臣以为土地尽管肥沃,而百姓不能长期居住,一旦敌人来了,则免不了还要向内迁徙,怎么能就把它定为我国的土地而怜惜不舍呢?

  “大凡金库粮仓,尽管各部都有,这只不过是在有限范围内权且周济部民的小恩惠,并不能同时救济天下。如要同时周济天下,那么应该了解百姓困苦之原由,从而堵塞这些漏洞。节制娱乐游逸,简省驿传数目,减轻赋敛,力戒奢侈。以数年相期,则困苦无赖之人可望过得顺当,贫穷的人可望变富。大抵百姓乃是国之根本,军队乃是国之卫士。兵不加征发则荒废了军役,征发则又有损国本。况且各部均有补役之法。从前补役法初行时,居家者、出征者一样都能富贵,所以累世从军戍守,易于加以替换。近年边境发生变乱,百姓大多贫乏,已不能忍受役事,则随时补员随时逃役以致最终缺员。假如没有上等户,则由中等户承担之。旷日持久,经年累月,剩下的人是越来越贫穷,所以取贫代富十分困难。不仅补役如此,在边之戍兵也是这样。好比一捧土,岂能填平寻丈之深壑!要想做到长久的便利,不如使在远方戍守的疲兵都回到故乡,减轻其徭役,使人人自给自足,则补役之法可以恢复如常。

  “我又听说,自古以来统治国家的人,都不能做到国中没有盗贼。近年以来,众生凋敝,行抢劫偷盗之事却很方便,良民往往变为凶人暴徒。更有甚者杀人无忌,甚至亡命于山泽之中,倡导肇乱,祸及百姓。所谓百姓因为穷困,都变成了盗贼,这正如皇上所担心的。现在要想铲除盗根,希望陛下轻徭省役,使百姓专事农耕。衣食既已充足,安适、习惯于礼义教化,从而不轻于犯法,那么百姓对于礼义趋之若鹜,刑罚很少有机会动用了。我听说唐太宗向群臣请问治盗之方,都说:‘严刑峻法。’太宗笑着说:‘盗贼之所以滋生,是因为无限制地征收赋税,以致民不聊生。现在我在内节制嗜欲,在外停止巡游,使天下安静,那么盗贼自然就没有了。’由此看来,盗贼之寡多,都是因为衣食之丰俭、徭役之轻重不同所致。

  “现在应该迁可敦城于近地,与西南副都部署乌古敌烈、隗乌古等部互相声援、连接。撤销黑岭二军,合并开、保二州,使一概隶于东京;增加东北戍军及南京总管兵。增修壁垒,使..望台与尉所相望,修缮楼橹,整治城隍,以为边防之用。以上乃是当今之急务,请陛下裁定。”

  提升为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又下诏晓谕之:“文辞之职,乃是国家之荣耀,非才子不得担任。以你的文才学识,堪称一时大儒,所以我将翰林之职授予你。我的起居状况,都要据实记录。”从此日见亲信,每当入内侍候,都要侍坐。遇到节庆之日,皇上同他一起饮酒赋诗,相互敬酒,君臣之互相投合为人所不及。韩家奴知无不言,即使是诙谐戏谑之言,也不忘做规劝讽谏之语。

  十三年(1044)春,上疏请依照唐之旧制,追尊夷离堇湖烈以下四代祖先为皇帝,奏疏上达,皇上加以采纳,开始实行追册玄、德二祖之礼。

  韩家奴每次见到皇上出猎,没有一次不加以劝谏的。适逢有司上奏,皇上狩猎于秋山,熊、虎致伤致死数十人。韩家奴将此事记于史册上。皇上见到,命他去掉。韩家奴出宫之后,又记了下来。后来一日,皇上见到了,说“:史笔就该是这样。”皇上问韩家奴“:我们国家创业以来谁可以算是贤主?”韩家奴回答说是穆宗。皇上奇怪,问:“穆宗贪酒,喜怒无常,将人命视如草芥,你为什么说他贤明呢?”韩家奴回答说:“穆宗尽管暴虐,但能减省徭役,减轻赋税,人人都过得很快乐。总计穆宗一朝,无罪而被杀的,还没有超过现在秋山田猎的死伤之数。所以我就认为穆宗贤明了。”皇上无言以对。

  诏令与耶律庶成一道编撰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之史事,合为二十卷,进呈之。十五年(1046),又下诏说:“古时治天下者,申明礼仪,肃正法度。我朝兴国以来,世世有完美之德,尽管国内外仰慕归化,然而礼书未成,无法垂示后代。你可跟庶成一道参照古今加以斟酌取舍,制定礼典。事理如果有疑问,就与北院、南院一同探讨。”韩家奴受诏之后,广泛考证经书典籍,自天子以至于常人,质朴或者典雅之制度可流行于世,又不与古制相违背者,撰成为三卷,进呈之。又诏令翻译诸书,韩家奴希望皇上能了解古今成败之迹,译出《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

  当时皇帝因他年老,不能胜任朝拜之事,拜为归德军节度使。以善于治理著称。皇上派使者慰问他,韩家奴上表称谢。召修国史,卒,年七十二岁。有《六义集》十二卷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