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被金创面多瘠，扶病徒行日一驿。

赏析

白居易写过组诗《新乐府》五十首，首首都是“即事名篇”，《缚戎人》就是其一。

“新乐府”是对旧乐府而言，初唐诗人除沿用汉魏六朝乐府旧题写乐府诗外，有的还另立新题。辞为乐府，声律不拘，故称为新乐府。

“戎人”是我国古代对西方少数民族的称呼，但《缚戎人》这首诗中所写的“戎人”，其实并非真正的西方少数民族，而是一个在战乱年代沦落于吐蕃的汉人。也正是利用这一点，白居易才写出了这首揭露朝政昏暗、边将险恶的讽刺性极强的新乐府诗。

《缚戎人》这首诗以“戎人”的不幸遭遇为线索进行叙事抒情。全诗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被缚戎人所受的凌辱与折磨。他们“耳穿面破”，满身刀伤，面黄肌瘦，“扶病徒行”，一天只能走一驿的路程。“朝餐饥渴费杯盘，夜卧腥臊污床席”，更写出了“戎人”一路的艰辛。对于“戎人”，白居易是抱着极大的同情来写的，但是，在这一部分中，也有“天子矜怜不忍杀，诏徙东南吴与越”的诗句。他婉转地为天子开脱，这其实是对皇帝隐约的赞颂。这种矛盾心情正是诗人早年仕途得意而又关心民瘼的真情流露。

“忽逢”两句是过渡。“交河”，郡名，唐代所设，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这里写“戎人” “逢江水忆交河”，只是由“江”、“河”字意引起的联想，并非把“交河”作为河流来写。由于这两句诗的过渡，第二部分写“戎人”们忆旧也就显得自然了。

诗的第二部分是本首诗的主干，通过对话回忆“戎人”流落吐蕃及被缚的经过。“其中一虏语诸虏”四句诗是第二部分长篇忆旧的“引子”，这引子安排得非常巧妙，它把众多“戎人”一路上的怨愤和议论，统统用四句诗概括。读了之后，又可以使人听到众“戎人”如泣如诉的言语，又可以看到他们愤愤不平的神情。另外，这样安排材料，详略得当，省去了其他“戎人”的身世叙述，突出了“凉原戎人”这个重点。

乡贯“凉原”（凉州、原州，在今甘肃、宁夏一带）的“戎人”，是作者在本诗中所塑造的一个完美的“穷民”形象。他原本也是汉人，大历年间沦落吐蕃，在异域四十年；过着“身着皮裘系毛带，唯许正朝（正月初一）服汉仪”的西方少数民族生活。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归汉，为思念故土，经常背着蕃中妻子“潜泪垂”，定密计。诗人大力渲染“戎人”的思归之心，并非指责其对妻子的无情，而是强调他对故土的眷恋，也是为了揭露唐朝边将的愚蠢和残忍。蕃地边境严兵把守，鸟都飞不过去，“戎人”冒死逃回，一路上冒风沙，藏青冢寒草，历黄河薄冰，“昼伏宵行”，好不容易进入唐境，却被故国官兵视为“戎人”擒缚。“能汉语”、“再拜迎”统统没用，“戎人”最终还是被“配向江南卑湿地”，落得个流放的下场。

最后一部分，紧接着前面的诗句，诗人用“念此”二字一转，写出了这八句诗。这既是前面“自云”的继续，又是“戎人”心理活动的充分流露。这种进退维谷、不被人理解的处境是值得人们同情的。诗的结尾相当巧妙。“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这是收笔之句，它与前面的“其中一虏语诸虏，尔若非多我苦多”照应。“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忠于祖国，反入冤狱，这既是诗中“戎人”的声泪控诉，也是诗人对封建社会黑暗统治的无情揭露。至此，诗人对“穷民”的怜悯之情，才真正得到了表达。

创作背景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由盛转衰，青藏高原上崛起的吐蕃政权趁虚而入，至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已攻陷唐朝的陇右道东部和剑南道西部诸州，甚至一度进占长安。在切断了唐朝通往西北的道路之后，吐蕃转而蚕食河西和安西、北庭的广大土地，吞并了唐朝西部全境，导致“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大量汉人沦于吐蕃统治之下。吐蕃与唐朝以陇山为界，唐朝以“防秋”的形式对吐蕃严加防范，两方对峙的情况到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张议潮以陇右全境归唐为止。在这段期间里，泛指吐蕃强占区的“河湟”不仅是唐朝上下的切肤之痛，也成为中唐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据统计，《全唐诗》、《全唐诗补编》、《敦煌歌辞总编》等总集中所收有关“河湟”的诗歌超过600首，间接相关的数量亦多。作为中唐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自然也不例外，他写下了《缚戎人》、《西凉伎》、《城盐州》等以“河湟”为主题的诗歌。而《缚戎人》这首诗则并非从河湟之地或河湟之民这种宏观角度出发，而是选取了一个普通的沦陷区百姓作为切入点，通过叙述他的遭遇来表现“达穷民之情也”的主旨。

这又要涉及当时的另一背景，即唐朝边防所存在的严重的捉良冒功问题。唐朝在边疆设城、军、守捉等军事组织，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捉生口”，简称“捉生”，即生擒敌方犯界人员。越到后期，就越出现捉良冒功的现象，这种情形的产生源于当时边将以战时杀敌和捕获生口的数量定军勋迁转和赏赐。除了勋官迁转之外，按照唐赏格规定，捕获敌军的数量与军功的大小有直接联系，且直接体现到赏赐的数量。“依开元赏格：每获一生，酬获人绢十匹。”在军功的诱惑下，唐朝边军乱抓生口，虚报战功的情况变得愈加严重，造成了一个又一个人间悲剧。9世纪时的日本僧人圆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对唐军乱捉生口，以无辜边民冒充叛人以求战功的事情记载道：“打路府兵入他界不得，但在界首。颇有敕催，怪无消息：‘征兵多时，都不闻征罚者何？’彼兵众惊惧，捉界首牧牛儿、耕田夫等送入京，妄称捉叛人来，敕赐封刀，于街衢而斩三段……见说：‘被送来者不是唐叛人，但是界首牧牛、耕种百姓，枉被捉来。国家兵马元来不入他界，恐王怪无事，妄捉无罪人送入京也。’”这种胡乱捉生的现象在唐代中期非常普遍，以致宰相李德裕主张改革开元赏格，以抑制边军捉良冒功的恶习。因此，既要控诉吐蕃强占区汉族人民的苦难，又直击了捉良冒功这一唐代边防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成为白居易创作《缚戎人》的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