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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屈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bó)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警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之爵,位为通侯,居列东第,终则遗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行事甚忠敬,居位安佚,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也,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晓谕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悌以不教之过。方今田时,重烦百姓,已亲见近县,恐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县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告知巴郡、蜀郡太守:周边少数民族不顺从朝廷搞对立,却没有受到军事打击已经很长时间了,还时常侵犯边境,使官吏劳苦。当今皇上登位,体恤安慰天下百姓,团结稳定中原内地,然后发动并派出军队到北方征讨匈奴。匈奴王恐惧,拱手屈服,下跪求和。康居等西方属国,即使需要中介语言翻译才能沟通,也请求来朝廷庆贺,毕恭毕敬地跪拜进献贡礼。于是转移军队东征,致使闽越王被弟弟杀掉;又乘势向右攻下南越,南越王派太子来朝廷作人质。南方西方各少数民族的君长不断效力进贡,不敢懈怠,伸长脖子踮起脚跟,人人仰慕倾心,竞相争先归顺,都想被使唤;只因路途遥远,山川阻隔很严重,不能亲自来朝拜。不顺从的已被讨伐,然而表现好的还没奖赏,所以派中郎将唐蒙去礼节性访问西南各少数民族君长。在巴郡、蜀郡征招士兵各五百名,只是去搬运作为礼品的财物和保卫使者以防意外,并没有军事行动和投入战斗的忧患。现在听说他却启用了军事法则,使青年惊惧,老人忧虑;州县又擅自派人去转运粮食和缴纳物。这些都不是皇上的旨意。另一方面,应征的人有的逃跑,有的自杀,这表明他们缺乏作普通百姓的品德。

边境地方的人,一听说烽火燃起,就都拿上弓箭骑马奔赴,或扛着武器跑来,汗水不断线淌流,还唯恐落后。他们顶着刀口,冒着飞箭,义无反顾,还主动献计献策,计策也神速见效,人人心怀愤怒,如报个人仇恨。难道他们喜欢死讨厌生,不是中国籍的人,与巴蜀的人不同一个皇上吗?是他们考虑得深远,因而乐意尽老百姓的义务。因此有人立了功,得到封官职、授爵位的凭证,生前当公侯,住豪宅,死后留美名扬后世,传封地给儿孙。他们做事很忠实敬业,然后才能当官享受安乐,名声永远流传,功勋显著,永不磨灭。因此贤人君子肝脑涂原野,膏血润野草也不逃避。现在干点儿搬运礼品到南方的差事,就自杀或逃跑被杀,人死了又无好名声,被称为最蠢的人,还影响到父母也受羞耻,被天下人嘲笑。人的胸怀见识相差岂不是太远了吗?然而这不只是应征人的罪过,父兄教育没有率先垂范,子弟遵循教导就不会严谨,就缺少好品德和耻辱感;而且当地社会风气也不纯朴诚实,那些人被处罚、杀头,不也是应该的吗?

当今皇上忧虑使者唐蒙和郡县官吏像上述那样,担心不成器的愚民又是如此,所以派亲信使者把征招士兵的事明确告诉百姓,顺便用自杀逃跑是对朝廷不忠的罪名来斥责他们,用没教育好的过失来责怪乡村小吏。现在正值农忙时期,不想轻易召集人众,给农民添麻烦,已经亲自会见附近县的人,还担心远处高山深谷的人不能普遍知晓。这檄文一到,赶紧下发各县,让百姓都知道皇上的心意,希望不要疏忽。

注释

此文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喻,《汉书》作“谕”。

辑安:和安,使……和安。

北征匈奴:据《史记·匈奴列传》:公元前年(武帝元朔四年)春,以卫青为将军,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六七百里,围左贤王。右贤王大惊,脱身逃走。次年春,卫青再出定襄数百里。其夏,复与合骑侯公孙敖出陇西,过居延,攻祁连山。同时使博望侯张骞及李广出右北平击左贤王。此后又多次出击,匈奴远遁,“遣使于汉,好辞请和亲”。

单于:匈奴的君王。

交臂:古人表示听命服从的手势。略如后人拱手。《战国策·魏策》:“魏不能支,交臂而听楚。”又《韩策》,“今大王西南交臂而臣事秦,何异于牛后乎?”受事:臣服。

康居:古西域国名。

重译:经中介语辗转翻译。

稽首:最恭敬隆重的跪拜礼,叩头至地,为九拜之首。来享:来献,来进贡。《诗经·商颂·殷武》:“莫不敢来享。”郑笺:“享,献也。”《汉书》颜师古注:“来入朝觐,豫享祀也。一曰:享,献也,献其国珍也。”

右:往右,向右。汉军东伐闽越,后至南越番禺(pān yǘ),故言右。吊:抚谕,攻取。番禺:在今广州市。

太子入朝:《史记·南越列传》:“天子使庄助往谕意,南越王(赵)胡顿首曰:‘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遣太子婴齐入宿卫。”

僰: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居今四川宜宾附近市县及滇东北一带。

效:效力。贡职:履行进贡的义务。

喁(yóng)喁然:众人向慕的样子。

自致:亲自致意。

中郎将:指唐蒙。公元前年(建元六年),唐蒙上书言通夜郎事,许之,拜为中郎将,使往通夜郎。宾:以宾位礼侍,是委婉说平定。《汉书补注》王先谦曰:“上言为善者未赏,下言奉币,则此谓宾礼之也。”

发:征招,招募。

奉:通“捧”,搬运。币:珠玉、黄金、刀布(货币)。《管子·国畜》:“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帛:丝织品。

不然:谓不测之事。

发军兴制:《史记》“索隐”引张揖曰:“发军,谓发三军之众;兴制,谓起军法,诛渠帅也。”又,《史记会注考证》引徐鸿钧曰:“案,军兴是汉法名。《周礼·地官旅师》‘平颁其兴积’,郑氏注云:‘县官征物曰兴,今云军兴是也。’据此,军兴不当析读。”此备一说。

当行者,正被征用的人。自贼杀:自杀,残害杀戮自己。

烽:烽烟。燧:烽火。燔:燃。《史记》“索隐”云:“烽见敌则举,燧见敌则焚;烽主昼,燧主夜。”

旋踵:转身,喻时间短。句谓计策很快见效。《新唐书》卷一〇三:孙伏伽上书曰:“陛下举晋阳,天下响应,计不旋踵,大业以成。”

编列之民:编入户籍之民。

剖符:帝王分封诸侯,分剖符节为二,双方各执其半,以为凭信。

析珪:与上互文,以玉作信物。

通侯:爵位名。原称彻侯,避武帝讳改。

东第:甲第,豪宅。

抵:至,当。

相越:相去。

行者:被征用的人。

让:责。三老孝悌:汉时乡村小吏。《汉书·文帝纪》:“文帝十二年诣曰:‘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导民焉。’”

田时:农忙季节。

重:以……为重,重视,不轻易做。

道:民族杂居的县。

赏析

《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

参考资料:

1、熊伟业.《喻巴蜀檄》文体分析[J].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4):57-62

创作背景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了写作《喻巴蜀檄》的直接原因:“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了“西南夷”在战国、秦及汉初与“内地”的关系,唐蒙开通夜郎、西僰等的由来等等。《史记》的《平津侯主父列传》《平准书》、《汉书》的《武帝纪》《司马相如传》《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汉纪》、《资治通鉴》等也记载其基本史实。在唐蒙“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柯江”的过程中,征发财物很多,巴蜀士兵役夫劳苦死亡众多,有逃亡甚至自杀者,唐蒙诛杀其首领,引起巴蜀百姓惊恐和不满。于是汉武帝派在朝廷为“郎”官的巴蜀当地人司马相如为使节谴责唐蒙,告诉巴蜀百姓唐蒙劳苦巴蜀不是皇帝的本意,以此安抚巴蜀百姓。《喻巴蜀檄》就是为这件事而写的一篇檄文,当作于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夏季。

《喻巴蜀檄》创作时间距离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的马邑(今山西朔州)之围伏击匈奴主力失败仅仅两年。马邑之战,拉开了汉匈大规模战争的序幕。汉朝为了打通西南夷与长沙、豫章(今南昌)的联系,使陆路、水运畅通无阻,必须保证蜀地的社会秩序不发生大的动荡。而中郎将唐蒙大规模征发巴蜀吏卒,各郡陆路、水路大兴徭役,以严厉的法令名义诛杀当地教团组织头领,因此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发布《喻巴蜀檄》,晓谕巴蜀父老。这是为了集中精力反击匈奴入侵,以避免南部动乱分散精力,影响反击匈奴的基本国策。

汉武帝派遣司马相如发布《喻巴蜀檄》,意在借助司马相如在蜀地的影响。司马相如以何职务发布《喻巴蜀檄》,史书没有记载,当和第二次出使巴蜀的隆重威风不同,这次可能没有特别升官,只以原职出使,或者就是《西南夷列传》所说的“郎中将”。这次被任命,主要是因为他的“蜀人”身份,文章出众倒在其次。此行的使命相对简单,只限于宣传皇帝的仁德以及这次征发兵役的意义,安抚巴蜀人心。出使所到范围,只在成都附近:“已亲见近县,恐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县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颜师古注:“近县之人,使者以自见而口谕之矣,故为檄文驰以示远所也。”即是说司马相如亲自在郡治附近的县进行这些工作,远处的县就传发檄文给巴、蜀两郡太守,由两郡太守转发给县、道官员,再宣传给全体百姓。虽然巴、蜀连称,但司马相如亲自到达的地方应该是在蜀郡郡治成都及其附近地区,《喻巴蜀檄》也同时写在成都或其附近。

参考资料:

1、熊伟业.司马相如《喻巴蜀檄》丛考[J].许昌学院学报,2008(3):71-73

2、王德华.事昭而理辨 气盛而辞断——司马相如《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解读[J].古典文学知识,2013(5):110-118

3、樊荣.《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的“论”“说”特征及其理论价值[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9(3):43-46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年—前118年),字长卿,汉族,巴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人,一说蜀郡(今四川成都)人。西汉大辞赋家。司马相如是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杰出的代表,是西汉盛世汉武帝时期伟大的文学家、杰出的政治家。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因病免。工辞赋,其代表作品为《子虚赋》。作品词藻富丽,结构宏大,使他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后人称之为赋圣和“辞宗”。他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广为流传。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还把二人放在一个专节里加以评述,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 司马相如的诗词 ► 司马相如的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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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刘向

  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

  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与我者,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子罕置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故宋国之长者曰:“子罕非无宝也,所宝者异也。今以百金与搏黍以示儿子,儿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与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与道德之至言以示贤者,贤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弥精,其取弥精;其知弥粗,其取弥粗。子罕之所宝者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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