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君何在？太一安有？

赏析

钱钟书评论李贺说：“其于光阴之速，年命之短，世变无涯，人生有尽，每感怆低徊，长言永叹。”（《谈艺录》十四）李贺诗歌常常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而看法较全面，议论较透彻的，当数《苦昼短》。

全诗分为三段，每段反映作者思想的一个侧面，合起来才是他对问题的全部看法。

诗的前十句（从开头至“太一安有”）为第一段。诗的开头，诗人请时光呀停下喝酒。之所以要向时间劝酒，是因为诗人对此深有感触：一是概叹时光飞逝，人寿促迫。诗人说自己不知道天地间许多深奥的道理，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月寒日暖，来煎人寿”。光阴流逝，岁月蹉跎，人生没来得及干点事业，生命就白白消耗了。这是诗人内心深处的忧虑与恐惧，一个“煎”字，表现出虚度年华的痛苦心情；一是认识到人生必死的道理。人活在世上，必须依靠食物来维持生命，吃熊掌则肥，吃蛙肉则瘦，这是食物在生命系统中的作用，世界上根本没有不食五谷、断绝烟火的神仙，因此，谁都不免一死，生老病死乃是天地间无法抗拒的规律。对于人生，对于死亡，人们很早就表现出极大的关切，诗人因其多愁善感，生命的旅程屡遭挫折，对此想得则更多更深。这里，诗人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诗人将劝酒的内容放在诗的开头，使作品具有一种新奇突兀之感，同时也表明诗人已大彻大悟，对时光不存任何芥蒂。接着又以“吾不识”与“惟见”相配合，排除不相关的事情，将目光聚焦到人寿短促一点上，既照应了题目“苦昼短”三字，又使作品产生巨大的向心力，以此为纲，展开后面的内容。“神君何在，太一安有？”是个反问句，答案是不喻自明的。经过一番求索，诗人完成了他的心路历程，整段内容，一气呵成。

中间八句（从“天东有若木”至“少者不哭”）是第二段。前面一段，诗人理智地解答了心中的困惑，如果诗歌就此停住，好像少了点什么。这一段，诗人凭借神话传说，倾诉了对生命的美好愿望。诗中说天的东面有一棵大树，名叫若木，它的下面有一条衔烛的神龙。传说中的若木在西北海外大荒山之中，衔烛龙也是在天西北某个幽冥无日的国度，诗人显然将古代神话作了改造。诗人作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斩断神龙的腿，把龙肉吃了，太阳无法运行，昼夜不在更替，时间也就凝固不动了。如此，生命得以永存，人们不必为此哀伤了。

这是诗人的幻想，这个幻想充满着激情与浪漫的气质。现实中的缺陷，在幻想中得到满足，所以，尽管是以神话的形式出现，却依然有着永久的魅力，它闪亮着理想与智慧之光，使艺术得到升华。

诗的最后六句（从“为何服黄金”至结尾）是第三段。这一段，诗人讥刺了那些想通过求仙获得长生的人的荒唐愚昧。

服黄金，吞白玉，是道教中的服食方法，据说可以成仙，至于实际效用如何，“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就拿骑驴升天的任公子来说，同样是虚妄的传说。诗人清楚地知道幻想与现实是有区别的，成仙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世上偏有一些人热衷此道，连秦皇汉武这样英明的君主也不能免俗，他们求仙长生的举动最终化为泡影，成了后人的笑柄。据史书记载，汉武帝结纳方士，遍祈名山大川以访神仙，又造仙人承露盘，调甘露，饮玉屑，冀求长生。《汉武帝内传》说，武帝死后，梓棺响动，香烟缭绕，尸骨飞化仙去等。诗人却说：“刘彻（武帝）茂陵多滞骨”，墓中所存，只是一堆浊骨，根本没有什么成仙之事。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忙于寻找不死之药，派方士入海求仙。结果身死巡游途中，耗费许多鲍鱼，难掩尸体的腐臭，从“多滞骨”、“费鲍鱼”数字中，诗人对历史上愚妄的统治者作出无情的嘲讽，锋芒十分犀利。

统治者求仙长生的举动，是想维持长久的统治，永远享受奢华的生活。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劳民伤财，虚耗国库，使这种愚昧的举动升级为一场全国性的灾难，危害特别严重。李贺有意提出秦皇汉武，对他们的求仙加以讽刺，是有所寄托的。当时，唐宪宗李纯“好神仙，求方士”，任命一个名叫柳泌的江湖术士为台州刺史。大臣们进谏，他却说：“烦一州之力，而能为人主致长生，臣子亦何爱焉。”（《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可见已到了执迷不悟的程度。这种迷信的风气又在统治阶层中蔓延开来，甚至有因服食中毒身亡的。李贺此诗对那些人来说，不啻是当头棒喝，如能好好倾听诗人的忠告，可以免去一场无妄之灾。

诗的第一段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年命短促的慨叹，二是以理智的态度看待人生。诗的第二段、第三段分别对这层意思加以发挥，在更高的层次上重复、升华了第一段的主旨。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脱出了一己私念，对人生，对社会怀着一种大悲悯，只是说出口来却是一阵阵冷嘲热讽。诗中有很多疑问句，安排在段落衔接之处，起着增强语气与感情色彩的作用，使诗歌富于一种波澜起伏的动感。诗人又把“食熊则肥，食蛙则瘦”与“斩龙足，嚼龙肉”联系起来，使那种富于神秘色彩的故事充满了烟火味与人情味，形成李贺诗歌独特的艺术境界。加上青天、黄地、白玉、黄金、碧驴等多种色彩的调和搭配，真有点古色斑烂的味道。全诗没有很多的藻饰，也不着意于景致的描绘，但由于诗中充沛的激情和丰富的艺术手法，使得这首议论性很强的诗歌显得回旋跌宕而又玩味无穷。

创作背景

此诗作于元和（806— 820）年间。当时，唐宪宗李纯“好神仙，求方士”（《资治通鉴》），为了追求长生不老之药，竟然到了委任方士为台州刺史的荒唐地步。皇帝如此，上行下效，求仙服药、追求长生，成了从皇帝到大臣的普遍风气。李贺此诗即为讽喻此事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