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沈家祖居河南，南宋时迁居到浙江，雍正年间沈氏家族中的一支继续南迁至福建侯官。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沈葆桢出生于贫苦的读书人家庭，父亲沈廷枫以教书为业，亦是贫苦的私塾先生。靠每个月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母亲林惠芳娴熟勤快，不但终日替别人做女红补贴家用，而且还负责了沈葆桢童年时代的教育。她的教子方法独特、直接而有效，首先克服小幼丹的一些缺点，然后再教习《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本，教授的过程并非按书诵读而是常常讲解原因。

沈葆桢是舅舅林则徐阁楼上书房的常客，在这里，他览阅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作，在与舅舅的交谈中也开始对“洋务”二字产生了最处的了解。他也经常把自己从书中得到的想法告诉舅舅，在一次谈话中，他表达了对兴办洋务的看法。

考取功名

道光十六年（1836年），16岁的沈葆桢考取秀才。道光二十年（1840年），沈葆桢和老师林昌彝同榜考中举人，这年沈葆桢刚好20岁。此时，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不久，担任两广总督的舅舅林则徐被朝廷革职查办。这年在双方父母的主持下沈葆桢和小他一岁的表妹林普晴完婚。（林普晴，林则徐的次女，十岁时和沈葆桢订婚。）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沈葆桢赴京赶考，落第。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沈葆桢与父亲沈廷枫一同上京赴秋闱，父子二人都没能考中，父亲发誓永不再考科举，回乡继续教书。沈葆桢年富力强，决心背水一战，再苦读三年，再试。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沈葆桢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升监察御史。

咸丰四年（1854年），补江南道监察御史，一年后调贵州道监察御史。咸丰五年（1855年），沈葆桢出任江西九江知府。

扬名官场

咸丰六年（1856年），朝廷擢升沈葆桢为杭州知府，然而沈葆桢以祖上曾在杭州居住，杭州亲戚过多为由推辞而改任地处偏远的江西广信（今江西上饶）知府。这时侯，太平军已两次攻打江西，占领了八府50多县，朝廷只剩南昌、饶州、广信、赣州、南安五郡，整个江西的局势岌岌可危。八月，江西太平军将领杨辅清率万余人向清军发起了进攻，连克泸溪、贵溪、弋阳，进逼广信城。当时，沈葆桢正陪同工部右侍郎廉兆伦外出征办军粮、军饷。广信城里的400守军，闻弋阳失守，纷纷遁逃。城里只剩下知县、参将、千总和知府夫人林普晴，他们组织百姓紧逼城门，誓死坚守。在危急关头，林普晴显示了将门名臣之女的风范和气节，一边鼓舞百姓，一边派人向林则徐以前的部下，驻扎在浙江玉山的提督饶廷选求援。第二天沈葆桢赶回了广信，不久援兵也至。在同饶廷选商议之后，采取了攻其不备，袭扰辎重的战术，七战七捷，打退了杨辅清的进攻。经此一役，沈葆桢扬名官场。

咸丰七年（1857年），升任江西广饶九南道，三月，石达开攻打广信，沈葆桢、饶廷选率守军顽强抵抗，激战数日，石达开败走浙江。咸丰九年（1859年），沈葆桢以父母多病，请求离职回家探望。已经整整十五年没有回家了，家乡的日子带给他的不仅是快乐和回忆，更是难得的清闲和松弛。 咸丰十年（1860年），重又被起用，授吉赣南道道台，沈以父母年老而婉辞。于是被留在原籍办团练，曾国藩很是赏识。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请他赴安庆大营，委以重用。不久，推荐他出任江西巡抚，倚用湘军将领王德标、席宝田等镇压太平军，

同治三年（1864年），捕杀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福、洪仁玕等。同治四年（1865年），沈母去世，沈葆桢离官回乡丁忧。

为政东南

同治五年（1866年）春，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行辕设在福州。八月，朝廷批准了左宗棠关于设轮船制造局的奏折，决定在马尾江的三岐山下建设船政局，即以后的福州船政局。十月，左宗棠因陕西回民起义，调任陕甘总督，行前力荐丁忧在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接手船政，并亲自到宫巷请沈葆桢出山。然而，左宗棠两次探望沈葆桢时都被沈以“重孝在身”推诿了。 

同治六年（1867年），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当时，正是举办洋务运动时期，左宗棠在福建福州马尾创办造船厂，尚未来得及开工，就被调往陕甘任陕甘总督。临行前左宗棠上疏说：非沈葆桢不能任其职。所以沈葆桢一上任即建船坞及机器厂，并附设艺童学堂。造成船舰20艘，分布各海口。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又创办艺圃，学制5年，培养监工人才。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被高山族人民误杀为借口，发动侵台战争。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办理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筹划海防事宜，办理日本撤兵交涉。由此，沈葆桢开始了他在台湾的近代化倡导之路。

抵御外侮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纷纷从四面八方向中国边疆侵逼，造成中国边疆的普遍危机。尤其对于台湾，先后就有美、日、法的先后入侵，造成台澎地区和东南沿海的严重危机，成为当时边疆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以日本最为凶狠。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表现出对外关系上的极大侵略性。它首先把目光投向邻近的中国，对台湾怀有觊觎之心。

同治十年（1871年）十二月，有琉球贡船两艘遇风漂至台湾，其中54人被高士佛、牡丹两社居民杀害，另12人逃脱得救，被中国政府由福州转送回国。那时日本政府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和由“征韩论”所引起的政治危机，正在酝酿对外发动战争，决计抓住这一事件作为出兵的借口。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四日，日本正式设立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并组成征台军。五月十日，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3600多人在台湾琅峤登陆，其攻击目标主要是牡丹、高士佛两社。十八日，日军开始与当地居民交锋，二十二日攻占石门，牡丹社酋长阿禄父子等阵亡。六月初，日军1300余人分三路进攻并占领牡丹社，十三日进占龟仔角社。七月中，日军已完成对各社的征讨、诱降，并以龟山为基地建立都督府，修筑医院、营房、道路，并向后山南北各处番社分发日本国旗，准备久踞。

清政府起初对日本的一系列侵台活动毫无所知，直到四月十九日通过英使威妥玛才始知此事。五月十一日，清照会日方诘责，并于十四日下令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领轮船兵弁驰往台湾，并授予他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军事外交大权。

六月中，沈葆桢到台后，一面向日本军事当局交涉撤军，一面积极着手布置全岛防务。他在府城与澎湖增建炮台，安放西洋巨炮；在安平厦门间装置海底电线；增调淮军精锐武毅铭字军13营6500人入台，部置于凤山；陆上防务北路由台湾镇总兵负责，南路由台湾兵备道负责，海上防务，以扬武、飞云、安澜、清远、镇威、伏波六舰常驻澎湖，福星一号驻台北，万年一号驻厦门，济安一号驻福州；同时大力开通部落地区的道路，并派员招抚各处“番社”。清政府也相继运来洋炮20尊，洋火药4万磅，火药3万磅，士气民心为之大振。这些措施渐次推展开来，形成相当的声势，使日军不能不有所顾忌。

这时候，台南南部恶性疟疾流行，侵台日军因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每日死者四五名至数十名，士气极其低落。在进退维谷、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日本不得不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日方全权代表大久保利通偕顾问李仙得于是年九月到达北京，在前后七次谈判中，日方仍坚执日本进兵的是“无主野蛮”之地，对此清政府予以严厉驳斥。大久保利通认识到，只有在清政府所坚持的“番地属中国版图”的前提下，才能和平解决日本侵台问题。当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也存在很多困难，于是在英、美、法三国出面调停下，清政府决计让步，同治十三年（1871年）十月三十日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北京专约》）三条，除以“抚恤”及付给修道建屋费用为名偿银50万两外，约中有“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之语，日本出兵乃为“保民义举”，实际上等于承认琉球为日本的属国。日军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一日撤出台湾。

日本入侵台湾是对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挑战，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边疆危机。清政府认识到自己的海防空虚，必须急起补救。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清廷发布上谕，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从此走上轨道。

促使清政府检讨其治台政策的利弊得失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认识到危险主要来自于外部而并不是内部。过去清政府认为，“台湾之患率由内生，鲜由外至”。外国的侵略，使官员们开始重视台湾，把它称为“七省门户”、“南北洋关键”、“中国第一门户”。沈葆桢、丁日昌一再奏请对日本侵台应加严密设防，总理衙门也指出“经营台湾实关系海防大局”，这是对台湾地位的一种新认识。在这方面感受最深、变革最力的是沈葆桢。沈葆桢守住台湾后，立即着手进一步的开发，实施了开禁、开府、开路、开矿四大措施。

晚年逝世

光绪元年（1875年），沈葆桢撤军内渡，同年奉旨进京，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督办南洋海防，扩充南洋水师，并参与经营轮船招商局，派船政学堂学生赴英法留学。

光绪五年（1879年）十一月病逝在江宁任上，享年60岁。派遣优秀学员出国留学是他晚年对近代中国的又一重大贡献。这些出国深造的人员不乏严复、詹天佑之辈，他们后来成了近代中国各个领域的专家，对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巨大的作用。

主要功绩

海防建设

沈葆桢对海防建设培养海防人才。马尾船政局创立了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马尾前、后学堂。左宗棠、沈葆桢把培育海军人才作为“师夷”之根本，其宗旨是为近代海军输送具有专门知识的各类人才。船政学堂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不但培养出许多近代工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还向中国近代海军输送为数众多的将才。

沈葆桢建立起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初步改变了中国有海无防的被动局面。至同治九年（1870年），福建船政已制定四艘兵轮，加上从外国买来的三艘军舰，沈葆桢经奏准将这七艘军舰编练成队，称为"船政轮船"，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舰队从此诞生。

船政事业

对船政事业，沈葆桢坚持“主权在我”的原则。认为“购置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为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船政局聘用了不少洋员、洋匠及教师。对待这些洋人，在经济上船政局给其优厚待遇，在政治上却是寸权不让，坚决奉行“权自我操”的政策。沈葆桢对洋人赏罚分明，不仅论功行赏，也量过行罚。对不服从领导者予以开除，令其回国。

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十日，在沈葆桢的苦心经营下，在全体船政员工的共同努力下，马尾船政局自行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完工下水。该船系木壳蒸汽轮船，船身长238尺，宽27.8尺，吃水14.2尺，排水量1370吨，载重450吨，螺旋浆推进，备有风帆助力，航速10节。九月二十五日，沈葆桢登船试航试炮成功，标志着历经艰辛的中国近代海防工业，开始起步。总之，沈葆桢在船政创办之初，面对新兴的事业，面对西方列强与顽固守旧派种种干扰，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排除一个又一个障碍，在坎坷的近代工业化道路上前进。

抵御日本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东南海疆出现危机，清廷大为震惊。清政府即命沈葆桢“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等办”。当消息证实后，清政府深感事态严重。同治帝遂正式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东渡台湾，处置日本侵台事件。沈葆桢分析了中日双方形势，认为日军有可能扩大侵略范围，高山族山胞是敌不过手持洋枪洋炮，训练有素的日军。而台湾首要任务是加紧军事部署。他既反对“一味畏葸，只图置身事外，不恤贻患将来，”也反对“一味高谈，昭义愤快心，不妨孤注一掷，于国家深远计均无当焉。”据此，他十分迅速地制定了全台的防务部署计划：

陆防方面：拨调北洋、南洋洋枪队五千名来台设防；南路兵力由一营增至六营，是张其光统率；北路兵力由一营增至两营，由台湾道专其任。此外，又令前署台湾镇曾元福“提倡南北乡团，以资保固，并分招后山响导，谕致屯番生番各头人，与之要约”。沈葆桢继承舅舅林则徐“民心可用”的进步思想，看到渔民“衽席风涛”，“招此辈以易班兵，民间既开生途，防务尤为得力”，深信民众力量的作用，“台地民心可用，当事能拊循而激励之，足以敌忾”。他认为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对人民反侵略的自发斗争加以压制，虽然是不得已的，而“今日情形迥非昔比，似宜明饬镇道，如民间受其荼毒，立须声罪致讨，官民同命，草木皆兵”，只要官民同命，便可使“全台屹若长城”。沈葆桢这种进步的思想是他能够在台进行“厚集兵力”的政治思想基础。

海军方面：沈葆桢在大陆时，已了解到日本向西方购买铁甲舰两只以为侵台之用。该舰是当时一种先进的舰种，在海军中具有决定意义。沈对此有深切了解，奏请设法向西方购买两艘。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间，沈葆桢再次要求福建船政局赶造兵船。“多造一船，即愈精一船之功，海防多得一船，即多收一船之效”。他还大胆地提出自造铁甲舰的计划，“购致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 

修筑西式炮台：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第一座西式炮台在安平海口建成，“外可遥击敌船，内可近卫郡治”，使安平成为防守日军入侵的坚固屏障。

入侵台湾的日军，陷于台湾人民激烈抵抗的泥淖之中。沈葆桢从大陆调来的精锐部队又将他们团团包围。日军不适应台湾南部盛行的疫气，“死者日四、五，病者不计其数”。日本侵略者见沈葆桢布防周密，在军事上难以取胜，且军心波动，不得不与清政府谈判。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闽台海防缺乏信心，深恐局势发展，会把战火引向大陆各地，谈判中步步退让。在英国调停之下，以中方赔银五十万两，日本撤军为条件，结束了战争。日本人在台湾战场上无法得到的东西，却在谈判桌上轻易得到了。

开发台湾

同治十三年（1874年），由于日寇侵略台湾，派兵占台南琅硚、牡丹等地，清廷委任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督办台湾军务，并兼理各国通商事务。沈葆桢到了台湾，积极加强战备，坚守城池，不久就迫使日寇知难而退，“遵约撤兵”。沈葆桢守住台湾后，立即着手进一步的开发，实施了开禁、开府、开路、开矿四大措施。

光绪元年（1875年）一月，沈葆桢上奏折又提出三项改革：

1.废除严禁内地人民渡台的旧例；

2.废除严禁台民私入“番界”的旧例；

3.废除严格限制“铸户”、严禁私开私贩铁斤及严禁竹竿出口的旧例。

沈葆桢提出的这些改革，主要是为了推动台湾土地的开发、特别是后山的耕垦。有利于巩固海防，同时对促进东部的开发和汉族与原住民的交往都有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沈葆桢对台湾行政体制也提出并实行了一些改革，主要有：在艋舟甲创建台北府；增设恒春、淡水两县；改原淡水厅为新竹县，原噶玛兰厅为宜兰县。至于加强海防的具体措施，如建设新式炮台、购买洋炮及军火机械，购买铁甲舰，练水雷军等等，在沈葆桢的主持下，都在一一加紧进行。上述改革措施的实行都得到了清政府的允准，因而加强和改进了清政府对台湾的治理，促进了台湾的进一步开发。

轶事典故

一字诲人

林则徐有一女，才貌双全，嫁给了当时颇有才气的沈葆桢。沈葆桢年轻气盛，到处夸口，目空一切。林则徐听到别人的议论，就想找个机会和沈葆桢谈谈。

有一次，沈葆桢月夜饮酒，诗兴来了，就写了两句咏月的诗：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弯弯的一钩残月已照亮了大地，何必要那银盘一样的满月呢？沈葆桢让林则徐看诗。林则徐看后，思考片刻，拿过笔随手把“何必”的“必”字改为“况”字，使诗句成了：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沈葆桢看后，十分羞愧，因为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意思却大相径庭，由自满的口吻变成了壮志凌云的生动写照。从此以后，沈葆桢变得谦虚好学了。这个典故其实是林则徐教导沈葆桢如何对待明清两朝的态度。

上奏筹饷

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棠在收复伊犁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个大麻烦：没钱发军饷买军粮。因为在西陲边界作战，只好就近向俄国购买粮食，然而，俄商要现钱才肯供粮。左宗棠想到向外国银行募借军饷1000万两白银。他找沈葆桢商量这个方案是否可行。沈葆桢不赞成他向外国银行借钱，并且还不顾老左的情面向皇帝上了道奏折。

奏折大概意思是：“开矿、造路、挖河，以轻利搏重利，故英美等国，有国债而不失为富贵”，这是投资赢利性的借债；如是国家用度不足向外国借债，以后每年的国库收入全花在了支付债务利息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再则，向本国商人借债，是“国虽病而富藏于民，有急尚可同患”；而借外债，所支付的利息是“一去不返”的。

他笔锋一转，他提出了解决西征大军粮饷的三条建议：一是建议左宗棠在关外“坚壁清野，开水利，广屯田，考畜牧”；二是请求朝廷从皇家内库里拨些银子出来周济西征军饷；三是请朝廷下令各地支持西征，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将有着之款，移稍缓者于最急之区”。

这道奏折分明是逼皇室出钱做军饷，引得朝臣一片议论。幸而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大臣的支持。朝廷为了收复关外，也就咬咬牙关，“于部库拨借四成洋税200万”，再令各省从额定解往西征军的协饷中提前拨解300万。另外，向外国洋行“准借500万”。少借外债500万两白银，也就节约利息300万两白银。有了充足的军饷，左宗棠也顺利地完成了捍卫边疆平定西北的历史使命。

身份复杂

沈葆桢的身份可以用三个兼任概括：林则徐的外甥， 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管台湾。正是这三个身份，造就了沈葆桢的不凡人生。

作为林则徐的外甥，沈葆桢的家族和林家早有渊源，也导致了沈葆桢从小就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沈葆桢的母亲林蕙芳是林则徐的六妹，沈林两家的关系由此交织开来。福州城并不大，沈家在宫巷，林则徐母亲的娘家在文儒坊，林则徐家先是在左司营，后迁居文藻山，离三坊七巷都不远，彼此其实算是邻居，可谓远亲不如近邻，走访起来相当方便。

沈葆桢长相一般，个子偏矮，而且小时候还非常多病，“屡濒于危”。而林则徐能够将小女林普晴嫁给他，应该是早就看好沈葆桢的前程的。

沈葆桢11岁那年，父亲沈廷枫好不容易中了举人，紧接着赴京应礼部试时，曾把沈葆桢带上， 不是带到京城，而是带到南京，此时林则徐正在那里担任江宁布政使。沈廷枫把儿子留在南京，然后独自北上应试， 未中，返家时又拐到林则徐那里将沈葆桢带回。就是这段时间，林则徐可能看上了沈葆桢， 第二年即定下了亲上加亲的娃娃亲。

沈葆桢多才好学，室名“夜识斋” ，尤工于书法，笔意苍劲， 法度谨严，间作山水。其诗词也经常得林则徐指点。最为有名的一次，是沈葆桢书咏月诗一首， 请林公过目，其中两句曰“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 颇显自傲。林则徐看后改成“一钩已足明天下， 何况清辉满十分”。林公的谦虚进取之心跃然纸上， 令沈葆桢佩服不已。

沈葆桢与妻感情甚笃，从其贫穷之时夫妻相互扶持的家事中可以看出。两口曾相伴赴京赶考。后来，沈葆桢中进士，入翰林院，直至外放九江知府，还是过着贫穷的生活。抵省城赴任时的沈葆桢， 身无分文，向人“ 挪川费百金”，是借的盘缠。至省城后， 他租了二进三间排的房子，“每月租足纹十一两五钱”， 他为此发出了“屋价之贵， 可谓极矣”的感叹！ 但接着他又借200 两银子寄给妻子。在房价飞涨上天的今日，时人对此不知如何感想。

沈葆桢安顿就绪， 书写长信一封，其后附长诗一首， 表达对爱情的忠贞。诗中写道：“忽闻犬吠便心惊， 望眼如穿万里程。一穗残灯人不寐，夜深独自听车声。生生世世许同心， 一刻体谅十万金。身似鸳鸯分不得，寒宵况是病中荼。……别来新梦太分明， 说与君知君莫惊。君处春来又春去，人间天上几书生。”

对爱情忠贞不二的沈葆桢，以事业的拼搏，回报生活。此后， 沈葆桢因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屡获军功，而被曾国藩推荐， 并于同治元年（1862年）擢升江西巡抚，操办军务。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 清廷赏授沈葆桢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和头品顶戴。经左宗棠推荐，同治六年（1867年）沈葆桢任船政大臣，光绪元年（1875年）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达到事业的顶峰。

南昌教案

沈葆桢在江西任内，曾经处理著名的南昌教案。1861年末，法国拉撒路会的罗安当被指派为江西主教，根据不平等条约，他准备收回在南昌曾经被没收的天主教的财产。同时，他还想扩大教堂的规模，并兴建一所育婴堂。当他的中国助手方安之到南昌、买下筷子巷的一所房屋作为育婴堂的时候，南昌以及湖南的士绅们就一哄而上，发布了当时广为流传的《扑灭异端邪教公启》。称：“乃有奸民罗安当、方安之，倡行邪教，煽惑愚民，甚至采生折割，奸淫妇女，锢蔽儿童。”号召人民：“ 锄头扁担，尽作利兵； 白叟黄童，悉成劲旅。”对于中国教徒，一经发现，号召“不必禀官，公开处死，以为不敬祖宗，甘心从逆者戒……”此次教案， 规模宏大。在南昌，聚集了数千参加科举的学生，发誓要捍卫中国传统儒家道统。

急于寻求法国支持助剿太平天国的朝廷，遂命令沈葆桢处理此事。沈葆桢说“当时不暇致详”，而今“诱之以利，怵之以威，百计推求，仍无端绪”，表示无法处理此案。直到次年一月底，总理衙门经过和法国的谈判，决定派人护送罗安当回南昌，再次命令沈葆桢亲自接见罗，并给法国人赔偿7万两。罗安当还没有回到南昌，南昌的民众再次聚集群起攻之，致使罗安当返回九江谈判。经过协商，罗安当放弃了在南昌的教堂和育婴堂，并且把赔偿从7万两减至1.7万两。

沈葆桢在日后说：“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可见其支持反对传教之理由是为了中国道统的完整。他还以坚强的口吻表达了决心：“虽然，办理不善之咎，我辈自任之，幸勿作缉捕论也。”自此后，中国的教案不断发生，终于发展成为1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