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

主要著作

王闿运好治经学，并以致用为目的，尤其擅长公羊学。著作丰富，有《湘绮楼诗集》4册，《湘绮楼文集》4册，《湘绮楼笺启》4册，《八代诗选》10册，《唐七言诗选》6册，《楚辞注》1册，以及《尚书义》、《尚书大传》、《诗经补笺》、《礼记笺》、《春秋公羊传笺》、《谷梁传笺》、《周易说》、《周官笺》、《论语注》、《尔雅集解》及墨子、庄子、鹖冠子义解等。其经学著作和诗文，后人合刊《湘绮楼全书》，因被曾国荃认为轻诋湘军及曾国藩而遭毁版，后由成都尊经书院学生出资重刻。

文论注疏类

《周易说》、 《尚书义》、《尚书大传》、《诗经补笺》、《礼记笺》、《春秋公羊传笺》、《谷梁传笺》、《周易说》、《周官笺》、《论语注》、《尔雅集解》、《墨子注》、《庄子注》

诗集

《秋醒词》

《圆明园词》

《寄怀辛眉》

《独游妙相庵，观道、咸诸卿相刻石》

《晓上空泠峡》

《重悼师芳》

《人日立春对新月忆故情》

名联

（自撰）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读诗礼

纵横计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

（挽联）长船山院，为一代师，才子本多情，只怕周公来问礼

登湘绮楼，望七里铺，佳人难再得，莫随王子去求仙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生平

据王氏族谱记载，其先祖于明代自江西徙居湖南衡阳西乡，居数世，后于宪宗成化年间迁居湘潭城外。王闿运生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少孤，为叔父教养。自幼资质驽钝但好学，《清史稿》说他“昕所习者，不成诵不食；夕所诵者，不得解不寝。”“经、史、百家，靡不诵习。笺、注、抄、校，日有定课。”9岁能文。稍长，肄业长沙城南书院。性高旷，不事营利。

咸丰七年（1857年），湖南补行壬子（咸丰二年）乙卯（咸丰五年）两科乡试，他中第五名举人，获学政张金镛赏识，一时颇负时誉。曾周旋于湘军将领间，受曾国藩厚待，但只为清客不受事。

咸丰九年（1859年），王闿运赴京师应礼部会试，落第，应肃顺聘，在其家任教读，甚受礼遇。不久辞去。十一年“祺祥政变”，肃顺等顾命八大臣被诛，他曾撰《祺祥故事》，为肃顺被杀辨解。

同治元年（1862年），王闿运入曾国藩幕，所议多不合，不久离去，以贫就食四方，专门从事讲学。光绪五年（1879年），王闿运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来到成都，担任尊经书院山长，既爱护学生，又要求严格，每天有日记，每月有课卷，廖平、戴光等皆出其门下。王闿运后辞退回湖南，先后主持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主办南昌高等学堂，但不久即辞退回湘，在湘绮楼讲学授徒。前后得弟子数千人，有门生满天下之誉。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王闿运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湖南巡抚岑春萱上书表其德行，清政府授于他翰林院检讨的官职，宣统三年（1911年）又加封他为翰林院侍讲。民国三年（1914年）受袁世凯聘入国史馆任馆长，编修国史。兼任参议院参政，复辟声潮中辞归。民国五年（1916年），83岁高龄的王闿运在家乡无疾而终，自题挽联：“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逝世后，当时总统黎元洪亲作神道碑文，湖南、四川等省均致公祭之文，享誉极盛。

其为人狂狷谐谑，轶闻甚多。门生众多，在教育事业上颇有成就，较著名的弟子有杨度、夏寿田、廖平、杨锐、刘光第、齐白石、张晃、杨庄等。

主要成就

经学

王闿运为学主治《春秋公羊传》，宗今文经学。他早年先从《礼》开始，详尽考察三代的制度，20余岁即作《仪礼演》13篇；，而后再探讨《公羊春秋》中的微言大义，申张东汉何休的学说。他见清代乾嘉学者专习注疏，只有对经书的解释但没有纪述，仅仅重考证而忽略了论辨，阅者往往未竟十行就想睡觉的状况，深为感慨地说：“文者圣之所托，礼之所寄，史赖之以信后世，人赖之以为语言，词不修则意不达，意不达则艺文废。……今若此，文之道几乎息矣。”所以他作经籍注解，既不效宋儒的侈谈义理，也不效乾嘉学者的专尊古注，而是根据自己的体会作简要的诠释。对古书文字连自己都实在难弄懂的地方，他也就不强作解释。王闿运曾表明自己治经的目的只在“寻其宏旨”，用以“佐治道，存先典，明古训，雄文章。”为使读者有所解悟，发蒙悦心，他的著作文字汪洋纵肆，颇具庄子散文的风格。这种治学的方法，对当时的学风有一定的影响。终其一生，王闿运的经学著作有《周易说》、《尚书笺》、《尚书大传补注》、《诗经补笺》、《礼经笺》、《周官笺》、《礼记笺》、《春秋例表》、《春秋公羊传笺》、《论语训》、《尔雅集解》等10余种，200多卷。著述之众，用力之深，影响之大，在近代罕见。

史学

王闿运在史学方面颇有撰述。他在同光年间主编和定稿的地方志有《桂阳州志》、《东安县志》、《衡阳县志》、《湘潭县志》等多钟。这些方志叙述翔实，文笔优美，其中的《山水篇》尤为精彩，描绘景物的风韵不减《水经注》。后人曾评价它们“敛雄才于方纪，纳万变于小篇”，认为“史

裁之丽密”超出了同时代著名史家的著作。王闿运自认为最得意的史学著作是应曾国荃之请而写，反映湘军完整历史的《湘军志》。为写此书，他除亲身所经历及走访口碑外，还设法借阅了军机处的大量档案，并请人制作了地图，先后花了7年时间才完稿。王闿运本人与许多湘军将领关系很深，对曾国藩也颇为推崇，但在书中除褒扬湘军的功勋战绩外，对太平军前期声势的凌厉，清朝内部各派势力的矛盾，湘军初期曾屡战屡败的竭蹶之状，以及曾国荃攻破江宁后纵军掳掠，吞没财物的情况都不加掩饰，一一加以叙述。所以此书一刻印就遭到一些湘军将领的攻击，认为它是“谤书”，迫使王闿运将原版交郭嵩焘毁掉才得以免祸。以后曾国荃又请幕僚王安定另撰《湘军记》，试图抵消它的影响。《湘军记》虽然记事详尽，可补《湘军志》的缺略和偏颇，但它对曾氏兄弟一味奉承，故意回避或弥缝各方的矛盾，因而无论是真实性，还是叙事的简洁，文笔的雄健都比不上《湘军志》。为此，后代有学者称《湘军志》“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

文学

王闿运是一代诗文大家，民初汪国垣作《光宣诗坛总录》列他为诗坛头领，冠于一代诗人之首。王闿运幼年初学诗时就严守格律，矩步绳趋，不失尺寸，他作诗强调从拟古着手，五言长诗宗魏晋，七言长诗及近体诗兼宗盛唐，但并不单纯模拟古人，而是尽法古人之美，熔铸而出之”，能自成一家风格。他的诗作：于时事有关系者多。”《独行谣》、《圆明园词》等都是反映社会现状的鸿篇巨作，曾传涌一时，堪称史诗。他的写景诗气魄宏伟，常带一股高洁傲气。如《入彭蠡望庐山作》中写道：“轻舟纵巨壑，独载神风高；孤行无四邻，然丧尘劳。晴日光皎皎，庐山不可照；扬帆载浮云，拥楫玩波涛……。”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写照，所以谭嗣同称他的诗是超越“诗人之诗”，属于“更向上一著”之类。王闿运还喜欢选诗、评诗，他的《八代诗选》流传很广。他曾分析说：“古之诗以正得失，今之诗以养性，虽仍诗名，其用异矣。故吾尝以汉后至今，诗即乐也，亦足以感人动天，而其本不同，古以教谏为本，专为人作，今以托兴为本，乃为己作。”道出了古今作诗宗旨的不同。王闿运撰文骈散兼行，既不堆砌辞藻，又不故作高深，所以能自然浑成，不落俗调，并多警策之言。他的《湘绮楼文集》中多有传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