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澧

人物年谱

道光三年(1823)，应童子试。

道光六年(1826)考取县学生员。第二年恩科第一，同时诸名士皆出其下。时与顺德县卢同伯、南海县桂文耀、同邑杨荣绪有“四俊”之称。

道光十一年(1831)，举优行贡生。十二年(1832)中举人。此后自道光十三年至咸丰二年(1833～1852)先后六应会试，均名落孙山。

道光十四年(1834)，澧入著名学者阮元督粤时创设的“学海堂”为专课生。

道光二十年十月(1840年11月)，澧被聘为“学海堂”学长，达27年之久，培养出不少高才生，当时学者称为“东塾学派”。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1849年2月)，大挑二等，澧被选授广东河源县学训导。三十年十一月至咸丰元年元月(1850年12月至1851年2月)，到任两月，告病而归。咸丰六年(1856)，他被挑选知县，到班不愿出仕，请京官职衔，得国子监学录。

咸丰六年六月(1856年7月)，撰成《汉儒通义》七卷。挑选知县，陈不愿出仕，授国子监学录。从此绝意仕途，专心著述讲学。

咸丰八年十月(1858年11月)撰成《声律通考》十卷，这是一部关于中国音乐史的专著。

同治六年(1867)，广东盐运使方子箴在巡抚蒋益澧（字芗泉，湖南湘乡人）的大力支持下，将越秀山西偏之“长春仙馆”改建为“菊坡精舍

”(书院)，聘请陈澧担任该校山长，澧辞再三，乃敬从。前后执教数十年，提倡朴学，所造就者甚多，形成“东塾学派”。

光绪八年正月二十二日(1882年3月11日)，陈澧因病去世，享年73岁。

陈澧对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文、诗词、篆、隶、真、行书，无不研究。25岁时，开始著书。早年著作，以乐律、音韵为中心，撰《声律通考》，详考古今声律的差异，以探求和保存古乐，又作《琴谱律》、《箫谱》；作《切韵考》，附《外篇》，专门研究古代切韵。地理学方面，以著《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最重要，指出地理之学，当自水道始，知汉水道，则可考郡县，又有《水经注西南诸水考》，纠正郦道元述西南诸水之误。同治三年（1864），应广东巡抚郭嵩焘之聘，负责总核《广东舆地图》。咸丰五年（1855）起，编纂《汉儒通义》，咸丰八年刊刻行世。该书集汉儒义理之说，论证汉宋各学派门户之见无据，应求其通。同年，开始撰写《学思录》通论古今学术，积稿数百册，但未及完成。同治十年（1871），大病几死，愈后感全书不易完成，遂撷取原稿部分内容，写定为《东塾读书记》，全书内容包含对经学源流得失的研讨，兼及九流诸子、西汉以后的学术，其中主要部分是对经学的研究，而关于音韵学的论述，更为精粹。该书传到日本，为日本高等学校治汉学专业的必读书。史学著作最重要者为《申范》，为《后汉书》作者范晔辨诬。此外还主修同治《番禺县志》、《香山县志》，参加光绪《广州府志》的纂修。数学著作有《弧三角平视法》、《三统术详说》。据不完全统计，生平著述达120余种。

晚年，复致力刊行重要典籍，得盐运使方浚颐之助，设书局主持其事，先后刊行《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提要》、《通典》、《续通典》等。光绪七年（1881），朝旨赏给五品卿衔。翌年正月二十二日（1882年3月11日），病逝于广州。

生平

未能考取进士

陈澧祖籍江苏江宁(今南京)，在他的祖父时代，一家人迁移到广东，但由于父亲的广东户籍没有办好，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后来通过捐钱买得一个知县。

1810年，陈澧出生在广州城木排头。7岁开始到私塾读书，学习论语、唐诗等。他自幼聪敏。9岁的时候已经能够写诗作文。10岁父亲去世，始读家藏《通鉴》，“日课一卷，一年而毕”。

在以后的十多年里，先后在广州的羊城书院、粤秀书院、粤华书院和学海堂等处读书。学的大多是应付科举考试的古文经典及词章训诂等著作。

1823年，14岁的陈澧开始走上漫长的科举考试的道路。17岁考取秀才，又继续考了几次乡试，到23岁的时候中了第18名举人。此后，从24岁起，陈澧多次赴京参加会试考进士，历经19年之久，耗费了他的不少精力，始终未能考取。

严谨的教育家从教数十载

陈澧从多年科举仕途的激荡生涯中深切体会到科举制的弊害，因此，他不再徘徊于科场，决定选择著书立说和培养人才的道路。

陈澧在青年的时候当过家庭教师，中年至晚年先后在广州的学海堂和菊坡精舍讲学，他从中年时起便担任学海堂的学长。学海堂位于越秀山上，是1824年由两广总督阮元创办的。陈澧青年时期曾在这里读书，参加过由阮元主持的考试，学业优秀，是学海堂的高才生。学海堂设学长多人，聘请德才兼备的学者或高才生担任，负责教学和指导学生研究学问，并编选师生所作文章，刊印成《学海堂集》。陈澧在31岁的时候被聘为学长，直到1867年，长达27年之久。

求学经历

澧幼聪慧，7岁始入塾从徐达夫先生读书，六年间读了“四书五经”和唐诗。9岁能为诗文，10岁父亲去世，少家贫。始读家藏《通鉴》，“日课一卷，一年而毕”。道光三年（1823），应童子试。六年（1826）考取县学生员。第二年恩科第一，同时诸名士皆出其下。时与顺德县卢同伯、南海县桂文耀、同邑杨荣绪有“四俊”之称。道光十一年（1831），举优行贡生。十二年（1832）中举人。此后自道光十三年至咸丰二年（1833～1852）先后六应会试，均名落孙山。

澧少好为诗，及长，泛览群籍。凡小学、音韵、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体文、填词及篆、隶、真、行书，无不研究。杨荣绪劝澧说：“东坡所谓多好竟无成，不精安用伙，君子谓也。”“澧亦自念，如我所好，一一为之，虽寿如彭祖，不能毕其事，乃稍稍减损。惟读经史，日有课程。”

被聘为“学海堂”学长

道光十四年（1834），澧入著名学者阮元督粤时创设的“学海堂”为专课生。时开设十三经、四史、文选、杜诗、韩文、朱子书等专书课程，每人专攻一书，进行句读、抄录、评校、著述等研究工作。“学海堂”同时设学长多人，负责指导诸生研究，并选录师生优秀文章，刊印《学海堂集》。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1849年2月），大挑二等，澧被选授广东河源县学训导。三十年十一月至咸丰元年元月（1850年12月至1851年2月），到任两月，告病而归。咸丰六年（1856），他被挑选知县，到班不愿出仕，请京官职衔，得国子监学录。

撰成《汉儒通义》七卷

咸丰六年六月（1856年7月），撰成《汉儒通义》七卷。此书所录皆经部之书，史、子、集皆不录；所录皆汉儒之书，三国以后之书不录。他一贯主张汉学、宋学并重，不可偏废。他认为：“汉儒言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⑤陈澧的学生胡锡燕读《汉儒通义》说：“先生早年读汉儒书，中年读宋儒书，实事求是，不取门户争胜之说，以为汉儒之书，固有宋儒之理，盖取先儒二十二家之说，荟萃精要，以成一家之书。”

陈澧对声律学研究亦精，认为“乐”为六艺之一，欲知乐，必先通声律。于咸丰八年十月（1858年11月）撰成《声律通考》十卷，这是一部关于中国音乐史的专著。

同治六年（1867），广东官运使方子箴与中丞蒋香泉，将粤秀山西偏之“长春仙馆”改建为“菊坡精舍”（书院），聘请陈澧担任该校山长，澧辞再三，乃敬从。他仿《学海堂集》例，选录学生优秀文章刊印《菊坡精舍集》。身为精舍山长，他教人不自立法，以经、史及汉、魏、六朝、唐、宋诗文教士，与诸生讲文艺，勉以笃行立品。

同治七至九年（1868～1870），廖廷相在“菊坡精舍”读书时，承命编辑先生文集，所录先生专著外之杂文220篇，依次编入《东塾集》六卷。卷一收论说；卷二收考、释、议、记、书后；卷三收序文；卷四收跋、书札；卷五收传、铭、碑志；卷六收碑志、墓表、哀词、祭文。其中碑志、传状之作，居三分之一。澧自言：“生平不欲为文章，然有为先人而作者，及为亲友碑传事迹不可没者，故过而存之。”“是集文字，自与《东塾读书记》互为表里，并行不废。”

读书习惯

陈澧平时读书，句句字字详细思绎，心有所得记于书上，心有所疑亦记于书上，以便质之。晚年寻求微言大义，及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后解之，考之，论赞之。自经学外，及于九流诸子、西汉以后学术，著为《东塾读书记》。遵郑康成《六艺论》，以《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汇。认为经学之要，皆在《论语》中，以《论语》为五经之关键。好读《孟子》，以为孟轲所谓性善者，人性皆有善，而不纯守善，荀况、杨朱之辈均不知。读朱熹著述，认为清代考据之学，源出朱熹。又以为乾隆、嘉庆二朝考据之学盛行，犹有未备者，宜予补缀。支伟成将《东塾读书记》“隐比顾亭林之《日知录》沟通汉宋，一时学风为之丕变焉！”

《东塾读书记》

陈澧一生读书所得，荟萃于《东塾读书记》。自群经、小学、诸子、郑学、朱子类各为卷，惟论历代史事者，仅成三国、西汉两卷，其余有目无书，原拟撰二十五卷，实得十六卷。以涉及群经者为最详，所论皆各书宏纲大旨、要义精言，融会贯串，有本有末，凝聚了他的哲学、政治、历史等多方面的独到见解，对研究陈澧思想有重要参考价值。

历史评价

岭南文化的守护者

72年没有离开广州

陈澧的一生几乎都在广州度过，除了授任河源县训导两月多之外，没有外出任过官职。陈澧熟悉广州的人情风俗，了解广州的风云变化。这样，他的著作中对广州的论述就更具体，更生动，更实际。他在《荔湾话别图序》一文中，生动地描述了当年荔枝湾的湖光水色、亭台楼阁的优美风景：“晨出永清门，乘紫洞艇，抵荔枝湾，泊海山仙馆，入门，步长廊，坐池上之堂。”

陈澧对广州方言和音韵也有深入的研究，所著的《广州音说》论述广州方言的特点及其源流。他认为广州方言的音调合于隋唐韵书切语，因为“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州，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他的早年著作《切韵考》，用双声、迭韵剖析了切韵法。把双声分为40类，其中清声21类，浊声19类；迭韵则以《广韵》的4声为准；还把全部汉语语音列表定位。梁启超称其为“绝作”。

陈澧在广州执教数十年，所培养成材的学生很多，“士人出其门者，率知束身修行，成就甚众。这些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留下的作品，对今天还有研究价值。其中《菊坡精舍全集》中的许多篇章都有关于广州的方物、古迹、人情风俗等内容的记叙。

多产的学问家

文理兼通的“四俊”之一

陈澧博学多才，对天文、地理、历史、数学、诗文、乐律、文字学、书法均有造诣，与卢同柏、桂文耀、杨荣绪被誉为“四俊”。

陈澧有一段话是谈精读书的总结：“自始自末读之，思之，整理之，贯串之，发明之，不得已而辩难之，万不得已而后排击之，唯求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有功于古人，有裨于后人。”

陈澧先后向张维屏学诗、向侯康学史、向梁汉鹏学数学。25岁起他转到以经史等为主的学术研究，迭出成果，声名遂著。广东巡抚郭嵩焘曾说：“到广东只有会晤过陈澧的，便不枉此行了。”

陈澧以9年时间著述最具经学思想的《汉儒通义》。他集汉代义理之说，论证了汉学与宋学门户之见毫无依据；提出不能以训话(即汉学)和义理(即宋学)来衡量学术上的分野；主张打破门户之见，互为补充，各取所长。他还考证出《后汉书》作者范晔谋反被处死是一起冤案，以丰富的史实写了《申范》一书为其平反，在史学中独树一帜。他研究了《水经注》，著《水经注西南诸水考》，纠正其在温水、浪水、若水、淹水、沫水、青衣水、叶榆水、存水等水系地理状况的说误。他考证了我国最早的历法汉代“三统历”，著《三统术详说》。

《汉儒通义》快成书时，陈澧投入了《学思录》的著述。《学思录》略仿顾炎武《日知录》形式，但更扩展为对经、史、子、文字学等作全面和系统的考证和论述。该书每章都作史料搜集、前人议论和自己考订、阐述、论辩，均能独立成为评传、史论或学术史是陈渔学术研究的崭新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