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藻

婚姻状况

爱情没有以吴藻渴望和憧憬的形式叩门。在拒绝了一堆庸常的求婚者后，她还是在22岁时，听从父母之命，嫁给了一位年轻商人。富足闲适的太太生活一点也不符合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但幸运的是，她碰上了一位愿意给她宽松空间的丈夫。在婚后，她终于走出自己的小天地，遇上了一群文艺青年。

“生活在别处”的痛苦，不仅让吴藻不满足于平庸的县城生活，而且还使她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无限惋惜和不甘。她曾写杂剧《饮酒读骚图》，剧中的谢絮才不爱红妆，自画一幅男装打扮、饮酒读骚的小影，一日还脱去女装，扮为男子，面对这幅画像豪饮痛哭。东晋的王恭说，想成为名士，要有三个条件：常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可见，吴藻有很深的名士情结。可身为女儿身是做不了名士的，这让她倍感压抑。对自己的性别，吴藻不甘心认同，她希望自己是一个男人。她借着谢絮才之口，说出了心中的错位：“百炼钢成绕指柔，男儿壮志女儿愁。今朝并入伤心曲，一洗人间粉黛愁。我谢絮才，生长闺门，性耽书史，自惭巾帼，不爱铅华。”“自惭巾帼”四个字，道出了无奈，也道出了内心的分裂。

后来，吴藻的分裂，不再只体现在文学作品中，逐渐侵入了她的真实生活。在那个文艺青年组成的圈子里，吴藻尤其喜欢与男文人一起交游。因为在她的内心，他们正是她所希望的样子，她和他们一起饮酒作词。后来她干脆洗尽铅华，作男装打扮，束男人的发式，穿男人的衣服，和他们去酒楼，去画舫，饮酒酬唱，和他们远行郊游，醉酒而归。

甚至，她还像男人一样，逛起了妓院，和青楼女子玩起了眉目传情的游戏。据说，有位歌妓还喜欢上了吴藻，而吴藻也不道破，还赠了她一首情诗：一样扫眉才，偏我清狂，要消受玉人心许。正漠漠烟波五湖春，待买个红船，载卿同去。

不曾恋爱过的吴藻，是想变换性别角色，像男人一样去谈场恋爱吗？她似乎很享受这种“男人”的生活，也很沉迷于这种性别错位。她的分裂症是越来越严重了。

但吴藻不是天生的性别错位，只不过她比别人更为敏感，也更能感受因性别而产生的压抑与不公平。在她的心中，“英雄儿女原无别”，但是在现实社会里，二者的差别简直是天与地。这导致了她的精神危机。所以说，其实她想摆脱的并不是女性的身份，而是强加在这个性别身份上的不公与压抑。幻想自己是个男人，就是这种内心纠结所导致的病症。这与花木兰不同。花木兰替父从军是种不得已，是被迫性别换位，而且花木兰非常清醒于这点。而吴藻则因精神危机而误入歧途，更像是一种精神分裂。

也有人说，她是同性恋者，其实不然。她只是太执著于性别身份的“无别”。另外，她和歌妓逢场作戏的恋爱，恐怕也是因感情生活空缺而产生的一种弥补心态吧。

生平

对书香感兴趣

吴家住在仁和县城东的枫桥旁，与大词人厉鹗的旧居比邻。也许是出于对邻家名士的景仰，吴藻的父亲虽是个地道的商人，却对书香风雅之事特别感兴趣。爱女吴藻自小就显得颖慧异常，吴父对她十分看重，重金聘请了名师教她读书习字、作诗填词、弹琴谱曲、绘图作画。

诗书琴画

吴藻果然没让父亲失望，方到及笄之年，诗书琴画样样精通，尤其是在填词上别有造诣。在这种优越的家境里，吴藻的童年和少年不但甘甜如怡，而且充满着情趣。月下抚琴，雪中赏梅，与花儿谈心，同燕子低语，那情景从她写的一阂“如梦令”中便可看出一斑：

燕子未随春去，飞入绣帘深处，软语多时，莫是要和依住？

延停，延停，含笑回他：“不许！”

吟诗填词

燕回燕去，无忧无虑的小姑娘渐渐长大了，人大心也大，吴藻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小天地开始有几分不满了。从书中她了解到，很多文人才士都喜欢聚集在一起吟诗填词，不但可以相互唱和，还可以相互指点品评。风清月明，薄酒香茗，三五好友，诗词互答，她对那种生活十分向往；可是仁和这个小县城里，根本没有闺友组织的文会，一个大姑娘抛头露面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而她的家庭及亲友中又绝无能陪她谈诗论词的人，她只能一个人独吟独赏她的才情，于是诗词中也不免染上了愁怅。那阂“苏幕遮”中就流露了这样的情绪：

曲栏干，深院宇，依旧春来，依旧春又去；

一片残红无著处，绿遍天涯，绿遍天涯树。

柳絮飞，萍叶聚，梅子黄时，梅子黄时雨；

小令翻香词太絮，句句愁人，句句愁人处。

转眼到了婚嫁的年龄，吴藻不只是才高情浓，家庭优越，还长得风姿绰约，容貌清秀，实在应该是“千家羡，百家求”的闺中宠儿。事实上到吴家来求亲的人也确实踏破门坎，因为吴家是富商，人忙谈婚嫁的讲究门当户对，所以求亲的也多是纨绔子弟，吴藻嫌他们胸无点墨，一一摇头拒绝了。仁和县城里才子本就有限，有的家境清贫，有的埋头苦读，谁也没想到吴氏商贾之家还藏着个锦锈才情的大姑娘，就是想到了也会有不敢高攀之虑，如此一来，才貌双全的吴藻竟然芳龄虚度，婚事磋舵，一直拖到了二十二岁。

“女儿大了不中留”，吴家父母开始着急了，他们软磨硬劝，终于使吴藻勉强答应了同城丝绸商黄家的求婚。其实，对这门婚事吴藻一点兴趣也没有，可自己已苦苦等了这么多年，心中的白马王子无由降临，也许自己生就是商家妇的命，任凭怎样的心高，也摆脱不了命运的限定，只好认命了吧，她的心已有些淡漠。

夫妻感情

黄家是世代的丝绸商，富实足以与吴藻的娘家相媲美，可是却从未出过读书的种子。吴藻的丈夫从少年开始经商，除了看帐本外，就不再摸别的书本；但对妻子的才情他特别羡慕，对她百般宠爱，还特意为她布置了一个整洁宽敞的书房，让她独自在家中经营出些书香气息来。

附庸风雅

初见丈夫支持自己读书作文，吴藻还暗暗惊喜，以为丈夫也是个知解风雅的人，自己错识了他。于是当丈夫忙完商务回家后，她喜盈盈的拿出自己的新诗新词读给丈夫听，丈夫倚在床头，频频称好，待吴藻读完再看丈夫时，他己坐着睡着了。原来只是附庸风雅，到底是个庸俗汉！吴藻的心又重新掉进了冰窟，一腔风情无人解，冰冷的泪珠无声地从她眼中泌出。

丈夫虽然不懂她的诗词，对她的生活却关怀得无微不至，衣食住行，全不需吴藻操心，她天天关在自己的书房中，一心一意编织她的闲愁。除了偶尔操琴舒泄外，她的愁大都系在了词句中，琴无知音空自弹，词还留在纸上，今人不看后人看。看她的一阕“祝英台近”词，便可窥见她婚后的心情：

曲栏低，深院锁，人晚倦梳裹；恨海茫茫，己觉此身堕。那堪多事青灯，黄昏才到，又添上影儿一个。

孤高寂寞

最无那，纵然着意怜卿，卿不解怜我，怎又书窗依依伴行坐？算来驱去应难，避时尚易，索掩却，绣伟推卧。

因恨丈夫的粗俗，她无意取媚讨欢，甚至懒于梳妆。丈夫整天忙于商务，深夜回家也多半累得只能睡觉，没有心思对她轻怜蜜爱，怎不让感情细腻的她伤心难过。但要说丈夫不爱护她可有些冤枉，只能说他不懂得怎样才能安慰得了她那颗孤高寂寞的心。见妻子被闲愁折磨得日渐憔淬，丈夫十分心疼，自己没有时间陪，便劝她多交些朋友，也好换换心境。吴藻确实觉得无聊，便接受了丈夫的建议，开始结交一些红粉闺友。吴藻交友当然是选那些懂诗解词的，挑来选去，这种女子县城里只有那么几个，而且这些人虽然粗通诗词，可在才情卓绝的吴藻面前，常常只有仰慕，赞叹的资格，很难有什么唱和。

真正的文人才士

吴藻仍然不满足，但通过这些闺友，她慢慢结识了一些真正的文人才士，他们一般是这些闺友的兄弟和丈夫。吴藻的词作传到文人才士手中，他们不由得击节称叹，一些性情比较开放的人开始邀吴藻去参加一些文人们的诗文酒会，征得丈夫同意后，吴藻欣然前往。

情趣高雅

生活在那些情趣高雅，大吟诗词的文人中间，吴藻宛如鱼儿得水，顿时变得活跃、开朗起来。吴藻的诗词在当地文人中间引起极大的轰动，他们称她是“当朝的柳永”，词句似是信手拈来，却蕴含着深长的情意。吴藻与这些儒中长袍的书生一同登酒楼，上画航，举杯畅饮，高声唱和，丝毫没有拘束。他们常常月夜泛舟湖波上，深更不归；春日远游郊外，带醉而回。吴藻的这些行径实在是越出了妇人的常规，可是她丈夫并不干涉，只要妻子高兴，他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因为他有他的理由：吴藻是个不同于一般女人的女人，当然不能用常规来约束她。既然丈夫纵容，吴藻愈加无所顾忌了。与一群须眉男子同行同止，虽是潇洒，但毕竟有不便之处，在一阀“金缕曲”中，她竟埋怨起自己的女儿身来：

生木青莲界，自翻来几重愁案，替谁交代？愿掬银河三千丈，一洗女儿故态。收拾起断脂零黛，莫学兰台愁秋语，但大言打破乾坤隘；拔长剑，倚天外。人间不少莺花海，尽饶他旗亭画壁，双鬟低拜。酒散歌阑仍撒手，万事总归无奈！问昔日劫灰安在？识得天之真道理，使神仙也被虚空碍；尘世事，复何怪！

虽然掬起银河小，要想把女儿身洗成须眉汉，也是虚设妄想；但是脱下女儿装，扮成男儿模样倒是不难啊！吴藻灵机一动，来了主张，从此出门参加文友聚会时，她就换上儒巾长袍，配上她高挑的个头，俨然一个翩翩美少年。有了这样的打扮，她的行动方便多了，不但出入酒楼茶馆，甚至还随大家到妓院，寻欢作乐。因为经常到“风月楼”喝花酒，那里一个姓林的歌妓竟对她情有独钟了，反正是书生公子打扮，吴藻也干脆逢场作戏，与林姑娘眉目传情，轻言蜜语，恰恰一副情人模样。林姑娘表示要以身相许，她还装模作样地答应下来，一本正经地赠了一阀“洞仙歌”以明心意：

珊珊琐骨，似碧城仙侣，一笑相逢淡忘语。镇拈花倚竹，翠袖生寒，空谷里，想见个依幽绪。兰针低照影，赌酒评诗，便唱江南断肠句。一样扫眉才，偏我清狂，要消受玉人心许。正漠漠烟波五湖春，待买个红船，载卿同去。

柔情和浪漫

在林姑娘那里，吴藻似乎找到了一种柔情和浪漫，聊以慰藉自己干渴的心田，竟还幻想着“买个红船”，效当年范蠡载西施，一同归隐烟波浩渺中。有人说吴藻有同性恋倾向，这个不好断言。但是我觉得，吴藻这些行为可能还是玩笑的成份居多吧。也许是吴藻感情空虚无依，如果她在那个时代搞 婚外恋，必被当时的唾沫淹死，于是只好玩玩这种假凤虚凰的游戏，聊以解闷吧。吴藻说来还是比较幸福的，她可以这样的肆意而为却无人约束，其实作为男人也有好多束缚的，假如有神仙之术的话，把吴藻真的变成个男人，她肯定也有别的烦恼。

行香子

但吴藻的内心深处终究还是寂寞愁怅的，白天在“风月楼”中装情卖痴，漫漫长夜，守着的仍是凄凉，于是有了这样的一阕“行香子”：

长夜迢迢，落叶萧萧，纸窗儿不诅敲。茶温烟冷，炉暗香销，正小庭空，双扉掩，一灯挑。愁也难抛，梦也难招，拥寒食睡也无聊。凄凉境况，齐作今宵，有漏声沉，铃声苦，雁声高。

生活在堆金砌银，锦衣玉食的环境里，丈夫对她又是百般爱慕和纵容，吴藻的内心深处却日日绕愁萦恨，这种滋味有谁能相信？然而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吴藻怨自己的命苦，苦就苦在自己的才高，苦就苦在自己的心高。锦衣玉食填不满她的心，她渴望着她没能得到的那份浪漫之情。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真人雅士，诗词唱和，琴瑟相谐，月夜泛舟，花下品茗，这才是她理想中的夫妻生活，而命运偏偏给她安排了一个专心务实的俗丈夫。

放浪形骸中度过

日子便在她吟诗作词，寻愁觅愁和放浪形骸中度过，她不爱丈夫，也没有为他生下一男半女，她的心高高浮在生活之上。十年过去了，她仍然是她，丈夫却因一场病，骤然离开了人世。丈夫死时，她并没有多大的悲痛，有的也只是一种怜悯和伤感，她向来不以为丈夫在她的生活里有什么必要性。

没有丈夫的日子，她依然象从前一样生活，可渐渐地，她发现孤单和无助更紧迫地向她袭来，把她压得喘不过气。丈夫在世时，寂寞是无形的，只是隐隐约约在她心头徘徊；丈夫走了，寂寞则实实在在地围住庄她的前后左右。没有了丈夫关切的问寒问暖（过去她认为那是婆婆妈妈的啰嗦）没有了丈夫归来的脚步声（过去她认为那是多么烦人）没有了丈夫沉睡时粗重的鼻鼾声（过去她认为那是十足的粗俗）……一切过去以为多余的东西，她却发现竟还是不可缺少的一种感觉，失去之后，才发现它们的可贵。

南乡子

她的词中出现了丈夫的身影，比如这阕“南乡子”：

门外水粼粼，春色三分已二分；旧雨不来同听雨，黄昏，剪烛西窗少个人。

小病自温存，薄暮飞来一朵云；若问湖山消领未，琴样樽，不上兰舟只待君。

这种情绪放在过去是绝对不可能的，偏偏成了她铭心刻骨的一种愁，这种愁教她成熟，教她认清了生活的真谛：在自己身边的东西，才是最值得爱，最值得珍惜的。

可一切她都已错过，虽然她还只有三十二岁，但她觉得已走到了生命的深秋，接下来，一切都应该归于平静，归于那种青灯古佛的境界。欲哭已无泪，强笑不成颜，她索性独身移居到人迹稀疏的南湖僻静处，守着一大片雪白的梅花，慢慢翻着古书，过着这样的生活：

一卷离骚一卷经，十年心事十年灯，芭蕉叶上几秋声！欲哭不成还强笑，讳然无奈学忘情，误人在自说聪明。

这是她在此时写的一阕“浣溪沙”，在宁静空灵的环境中，她的心也越来越平静，就象她屋前的那一树梅花，静开无声，洁白无华，只有一缕清香暗自吐露，无期无盼，无牵无挂。

在南湖幽居中，她将自己的词作一一整理出来，编成了两本集子，一是花帘词，收集的是三十岁以前的词作；一是香南雪北词，在道光二十四年刊成，汇入了她三十岁以后的作品。因了这两本词集的刊行，吴藻的词名远振大江南北，而她自己仍静静地守着南湖，不再让心高飞。

介绍

“前生名士，今生美人”，陈文述非常准确地以此来评价学生吴藻，它指出了吴藻性情的两个方面，而又以“前生”与“今生”之间的不可逾越道出了吴藻心中无法化解的“双性”冲突。

西方主要存不同的两类“双性”理论：一类为反对双性同体的女权主义者，她们认为这实际上是将性别差异中和为一种特定的性别特征体系，以双性的假象掩盖实质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文化。在此体系下，女性仍然处于边缘地位，无论她以女性抑或是双性同体的身份出现。另一类以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为代表，她在《美杜莎的微笑》一文中提出:“双性:即每个人在自身中找到两性的存在，这种存在依据男女个人，其明显与坚决的程度是多种多样的，既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中一性。”她所理解的双性是包容和多元的，在差别中消除对立，从而激发游刃于两性之间的艺术乃至生命的活力。

女权主义文论亦应有形成体系的过程，如同女性从被忽略到觉醒再发展成女权主义运动一样，与其将以上两种不同的理解看作是两派言论，不如将它放到时间的洪流中，作为一种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来认识。这两种思维方式在吴藻的思想中都出现过，并呈亦步亦趋地沿流着既定方向不断向前发展之态势。吴藻对于男女社会性别的差异最早的认识应起源于两件事：一、她自幼便显现的清才因身为女子而无用武之地；二、婚姻生活中精神交流匮乏，但因身为妇人而无法改变。当时之男子可立德立功立言的社会机会以及丈夫可“待买个红船，载卿同去”（《洞仙歌·赠吴门青林校书》）在婚恋方面的社会自由都为吴藻所羡慕和向往，故在女性的觉醒意识下，其早期《乔影》爆发的愤懑所指对象是“身世不协”（《乔影》），即身为女子之事实。

齐彦槐评之云：“词客深愁托美人，美人翻恨女儿身。”强调灵均以美人自喻，而吴藻却以屈原自比的现象。而这种假扮异性的行为思想根源还是将两性差别以针锋相对的态度来处理的，即通过抛弃处于劣势的本性世界而步入自由高放的异性世界，此扬弃的过程实质上还是对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体系的认同，尽管此认同极大程度上出于被动。这种思维正与前文的第一类解释吻合，故我们可称其为以“双性同体”抗争男性社会体系的第一阶段。再观吴藻中晚期的作品，从“儿女亦英雄”论点的提出到身体力行地如男性般入世（怀古讽今）、如文人般治学（研定词学、校订诗稿）、如男子般处事（与异性建立友谊）等，吴藻开始进入到了消解两性差异的阶段：一方面她解构了固定男性与女性之间二元本质对立关系，另一方面游刃于两性之间，或由本性抒情怀思，或由异性之品格开笔立世。这与西苏的言论不谋而合，我们可称它为第二阶段。从吴藻之思路我们可见“双性同体”理论从性别逃亡到性别融合的发展历程，回望柏拉图之言论，这何尝不是其寻找另一半的故事中“双性同体”的本意呢？

与吴藻一样，众多在文化转型过程中的明清才媛与她有着丝丝缕缕的内在联系和相似之处。《乔影》的换装，在王筠的《繁华梦》、陈端生的《再生缘》、邱心如的《笔生花》、程惠英的《凤双飞》中皆可找到相同的母题。无论其中换装女子的出路有如何的差别，但明清女性基于性别意识觉醒而持的“白日梦”心理依然相互遥遥呼应。此梦幻色彩点染入诗词之境，又展开了“闲愁”之外的另一书写模式，吴藻与顾贞立、秋瑾、吕碧城等众才媛于此模式对时世投入深切的关注、独立的思考和刚健的笔调。写作之外，在这种或浓或淡的隐形气质驱使下，她们又一同在与男子艺术造诣比肩、交游范围比肩的活动和心态中舒缓本体社会性别所带来的压力与愤懑，并由此向平等大同的梦境顾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