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祯卿

诗学思想

徐祯卿的思想。其思想仍依其生平分为两个时期，其前期对儒、佛、道、文学等兼收并蓄，体现出一种大体符合吴中地域的知识杂进性特征;后期大体可以王阳明所说的“学凡三变”来勾勒其思想的转变轨迹。“末世论”思想是徐祯卿对时代特征的一种概念性把握，也是其思想的一个基础起点，徐氏对文学复古的倡导、一生潜心“玄学”等都与其欲拯救“末世”的意图相关。徐祯卿的思想历程是与整个时代结合在一起的，每一次转变大都体现了其精神结构的转换，从时间来看，徐祯卿是七子典范作家中较早由文学转入道学，又最早转向心学之人。《谈艺录》与徐祯卿的诗学理论。《谈艺录》是徐祯卿的诗学理论专著，其诗学思想可以概括为在“复古”观念的观照之下，以“情”为核心带动“气”、“声”、“辞”、“韵”、“思”等诸理论要素的诗论体系。其时的社会政治、思想潮流以及吴中文人的文化复古思潮、感受主义与审美主义的膨胀均为徐祯卿“主情”、“复古”观念的产生提供了极有利的环境。“因情立格”说则是徐氏对情感与格调的相互关系所作的探索，为复古派提供了一个学习汉魏古诗的基本途径。徐祯卿吴中时期的诗歌与吴中地域性因素的关系。徐祯卿早期的习诗系统为六朝、中唐白居易、刘禹锡，又兼以晚唐，诗歌以“情深”为主要特征，风格哀婉清丽，诗中涌动的“愁绪”及对意象系统的选择形成其感伤化的诗境。徐祯卿前期诗歌主要是融入吴中一脉，具有很强的吴中地域性，但又有鲜明的个体性特征，特别是对“情”的吟咏与张扬在吴中“主意”的诗坛环境中显得尤为突出，同时也成为其入京后加入复古主义阵营的前在因由之一(另一主要因由则是其复古主张)。徐祯卿与李梦阳等七子盟友的交往与转变。相对而言，在七子盟友中徐氏与李梦阳往来密切，特相友善，与边贡、南京作家群中的朱应登、顾璘亦交往颇多且情谊深厚，与何景明也有往来及诗歌酬赠，但相聚时日极短，而其与王廷相、康海、王九思、郑善夫等人交往的记载不多。关于徐祯卿后期诗歌观念的转变问题，本文主张其诗学观念在后期并没有发生大的转变，只是因指导其后期诗歌创作的观念由吴中风习转向复古理论，才导致习诗系统改趋汉、魏，诗歌内容、艺术特征等也发生转变，但同时也保留了前期情深、清丽等特征。可以说徐祯卿的后期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北文风的交融。李、徐论辩及二人诗学思想辨析。在前七子复古运动史上，徐、李二人之间发生了一次诗学理论上的论辩，本文对论辩的具体时间、起因、过程以及论辨的态度、结果等做了比较细致的考察。李、徐二人的诗学观念在“复古”、“主情”等基本主张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次一级层次上还是有些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根深蒂固，始终存在，如在“复古”观念方面，二人对具体的复古统序、复古范型内部要素的选择等还存在一些差别。 ▲有用(2)没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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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徐祯卿天性聪颖，少长文理，人称“家不蓄一书，而无所不通”。早年学文于吴宽，学书法于李应祯。在文学流派上，与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九思、边贡和王廷相并成为“前七子”，强调文章学习秦汉，古诗推崇汉魏，近体宗法盛唐，王世贞《艺苑卮言》内引有“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之绝句。书法亦是一绝，王世贞称： “待诏小楷师二王，精工之甚，少年草师怀素，行笔仿苏（轼）、黄（庭坚）、米（芾）及《集王书圣教序》晚岁取《集王书圣教序》损益之，加以苍老，遂自成一家。”

徐祯卿著有《迪功集》、《迪功外集》、以及文学批判著作《谈艺录》。

徐祯卿16岁著《新倩集》。但早年屡试不第，读《离骚》有感，作《叹叹集》；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作《江行记》；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与文征明合纂《太湖新录》；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闻鞑靼入侵，官兵抗战不力而败，又作长诗《榆台行》。同年中进士，因貌丑，不得入翰林，改授大理左寺副。明正德五年（1510年）被贬为国子监博士。

徐祯卿后期信仰道教，研习养生。明正德六年（1511年）卒于京师，年仅33岁，为四才子中最早过世和享寿最短的。徐祯卿的著述尚有《迪功集》、《翦胜野闻》（该书多诋毁明太祖的内容，实为诬告）、《异林》等。

文学成就

“吴中四才子”中，唐寅、祝允明、文征明三人，以画或书法蜚声于世，独徐祯卿以诗歌名满士林。徐祯卿在诗坛占有特殊地位，诗作之多，号称“文雄”。早期诗作近白居易、刘禹锡风格，及第后受李梦阳、何景明、迪贡等影响，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参与文学复古运动，为“前七子”之一（其他六人为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所作《谈艺录》，只论汉魏，六朝以后不屑一顾，阐述重在复古之论。其诗格调高雅，纵横驰骋于汉唐之间，虽刻意复古，但仍不失吴中风流之情。

清人沈德潜编选《明诗别裁集》，四才子诗，只收录徐祯卿和文征明两人，文征明仅录两首，而徐祯卿诗竟辑录二十三首之多。他为前七子之一，声誉仅次于李（梦阳）、何（景明）。《明诗综》在比较徐与李、何诗歌时曰：“李气雄，何才逸，徐情深”，一语中的地指出徐祯卿诗歌的基本特征——“情深”。他虽然与李梦阳同调，但中原习气未深，江左流风犹存，吴中派清丽秀逸的风格仍有保留，较前七子其余各家诗作更有自身特点。《明史》用“熔炼精警”四字概括其诗风格。他长于七言近体，绝句尤精，清词逸格，情韵隽永。

徐祯卿所撰诗话《谈艺录》，颇多精辟警策见解，在明代诗话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诗话史中都是屈指可数的精品。且不说前后七子及其追随者们对此备加推崇，就连以反复古自命的钱谦益，也对徐祯卿这篇诗论大加赞赏：“专门诗学，究订体裁，上探骚雅，下括高岑，融会折衷，备兹文质，取充栋之草，删百存一，至今海内，奉如圭璧”。现代文学大师钱钟书先生甚至直接将“谈艺录”用作自己的著作之名。徐祯卿作为“吴中诗人之冠”（《明史》卷286），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