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因

刘因


[ 元代 ]

刘因(1249~1293) 元代著名理学家、诗人。字梦吉,号静修。初名骃,字梦骥。雄州容城(今河北容城县)人。3 岁识字,6岁能诗,10岁能文,落笔惊人。年刚20,才华出众,性不苟合。家贫教授生徒,皆有成就。因爱诸葛亮“静以修身”之语,题所居为“静修”。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应召入朝,为承德郎、右赞善大夫。不久借口母病辞官归。母死后居丧在家。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再度遣使召刘因为官,他以疾辞。死后追赠翰林学士、资政大夫、上护军、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靖”。明朝,县官乡绅为刘因建祠堂。 ► 刘因的诗词 ► 刘因的名句

文学创作

刘因一生著作甚丰,主要有《四书精要》、《易系辞说》等。后清廷收入《四库全书》。广泛行世的《静修集》是诗文集,收入各体诗词800余首。诗名冠元初诗坛。《元史》有传。他的诗是元初文人中反映移民思想较多的,虽然隐晦曲折,但感情比较真挚沉痛。刘因是居留北方的汉族人,他的诗作《登武遂北城》、《塞翁行》、《武当野老歌》、《渡白沟》、《白沟》、《感事》等都流露出对宋朝的追忆和怀恋。而《白沟》一诗更为人所乐道。诗中追溯宋朝开国之初采取重南轻北方针,对于造成丧失北部中国的失误提出了批评。刘因本怀有政治抱负,他在《秋夕感怀》诗中说:“整顿乾坤了,千古功名立。”想做一番事业,但是“头上无绳系白日,胸中有石补青天”(《除夕》),现实社会并没有可能让他真正地施展才能。他对当时一些人不择手段、丧尽廉耻地追逐名利特别反感。他写道:“多少白面郎,屈节慕身肥。奴颜与婢膝,附势同奔驰。吮痈与舐痔,百媚无不为。丈夫宁饿死,岂无需□斯。鸿鹄凌云志,,燕雀安能知。二禽登寥廓,尺□笑藩篱。世态尽伥鬼,吾将谁与归。”(《拟古》)刘因为人清高傲岸,他写《和陶诗》,引陶渊明为知己。

刘因还有一些描写民生疾苦的诗,如《豳风图》、《送人官浙西》、《杂诗五首》、《有客》、《里社图》、《仲诚家藏张蔡公石女剪制香奁绝巧,持以求予诗》等。他写道:“东家健妇把锄犁,西家处女负薪归。哀哀正念诛求苦,对此无言空泪垂。”他还描写一些因苦于征战而逃亡者的生活,如《对菊》一诗写道:"画本流民今复见,诗家逃屋为谁留。黄茅安得千间厦,白布空歌万里裘。"

刘因在《易州太守郭君墓志铭》中,对元军所到的地方,庐舍为墟,表示不满,而对聚众保乡里,拥城为官者亦有微词。但是刘因在这方面又不敢作过多表示。他说:“客来恐说闲兴废,茶罢呼棋信手拈。”(《老大》)十分小心谨慎,企图逃开罗网而遗世独立。而他所写的《唯诺说》、《唯诺后说》,还主张做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他在无可奈何中出仕元朝,反映了他思想的矛盾。

刘因是一个宋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诗的崇拜者,有些诗富于哲理意味。他曾自选作品100余篇,名为《丁亥集》,寓意深远,人莫能解,有乌冲、安熙都为它作注。有《静修先生文集》22卷,《四库全书》本作30卷。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刘因出生于宋理宗淳佑九年(1249年)闰二月九日,蒙古灭金后的第十五年。刘因的故乡容城地处冀中平原腹地,刘因的祖辈世代居住于此,长期身为金朝的臣民,高祖父、曾祖父和叔祖父曾三世仕金,其父刘述亲身经历了金朝末年的战乱,而后曾短期在元朝做官,但主要过的是隐居不仕的处士生活。时代的风云,家业的盛衰,祖父辈的经历,都在他的心灵中烙上深深的印迹,给予他的思想和性格以重要影响。

刘因在故乡出生时,已是战乱初宁的元蒙初年。刘因幼年,就全国范围说,战争虽有,但刘因生活的今河北一带,倒是一派升平气象。这期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久乱初宁的年代。元朝初年,由于社会安定,政策得当,北方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加数倍”。全国的统一,交通的畅达,也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城市贸易、农村集市以及对外贸易都有了巨大发展。刘因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恰逢这样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它对刘因思想的形成有巨大影响。

少有大志

刘因自幼受儒学家世熏陶,其父刘述兴趣广泛,对天文、历数、阴阳、医方、性学、史学等都有研究。刘因出生后,父亲对他十分钟爱珍视,杜绝交游,一门心思传授刘因读书识字。刘因天资聪慧,颖悟过人,在父亲的启蒙教育下,三岁读书识字,每天读千百言,过目成诵;六岁开始学习作诗,七岁(一说十岁)就能写文章,文笔不俗,落笔惊人。

刘因少有大志,十五岁时就曾作诗明志“鸿鸽凌云志,燕雀安能知。”青年时代的刘因抱着积极入世的态度,在诗篇中常坦率地表露自己的志向和远大抱负。二十岁时所作《希圣解》,即以"希贤、希圣、希天为主旨,并以天地间一清才自命。

中统元年庚申(1260年),刘因随父亲迁往真定,师从北方名儒砚弥坚,学业大进,同学中无人能及。砚弥坚不仅才华出众,而且慧眼识人才,在他所教学生之中,力推刘因,预言刘因会成为名儒。

刘因从砚弥坚处学习的是经学,钻研训诂疏释之说,但他很快便不满足了。宋金两代文坛注重“以辨博长雄”的词章和“诞漫坐杂”的经义,“南北崇尚几无所分别”,中统年间前后,经许衡、窦默、姚枢等人的提倡,在南方被公认为“正学”的程朱理学也规模日广地传播到北方。刘因对早年研习的“训诂疏释之说”本来就心存疑惑,接触到了理学著作,为学方向及思想面貌便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专心研读程朱诸书。

授徒明道

刘因家境贫寒,经常家无余粮手无余钱,虽然自己学有所长,远近知名,但他仍能安贫乐道,不苟合于世,也不乱结交朋友,不义之财更是一分不取。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父亲刘述病逝,经济更加窘迫,无力安葬,刘因无奈之下写信给父亲的好友杨恕,在其资助下才得以完成丧事。

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下诏伐宋;大军浮汉入江,水陆并进,顺流而下。不到两年,宋亡。刘因颇伤宋朝为奸臣所误,拘留元朝国使以挑兵衅,终致国亡,遂作《渡江赋》以哀之。他曾欲南游江湖,览观南宋诸先儒名迹,但未能成行,反而北上易州(今河北易县),到当时辞官家居的何玮家馆课授徒。何玮曾参与伐宋之役,藏书中有不少是从南宋旧境携回的理学书籍,这些书在北方不易搜寻,刘因教书三年,得以实现“馆于藏书之家而肆其检阅”的宿愿。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刘因三十岁,元初没有科举取士,知识分子无由进入仕途。刘因身为布衣,虽抱负不凡,但建功立业实难。为了谋生,刘因只得在家开设学馆,授徒教学。他自编教材,见解独到,将理学贯穿教学之中,讲究师道尊严。他据学生特点,因材施教,让每个人都有所成就,因此声名日隆。朝中公卿官员过保定的很多,听到刘因的名声,往往登门拜见。刘因谦虚谨慎,深居简出,拜访的官员,他大都逊避,不与相见,非常有个性和操守。

至元中叶,忽必烈长期倚信以“理财”固宠的回回大臣阿合马,日益疏远“讳言财利事”的朝中儒臣。刘因遂采取超脱于政治的处世态度。刘因非常欣赏诸葛亮“静以修身”之语,就将居所题名为“静修”,以自表心志。

东京执教

至元十九年(1282),权倾一时的阿合马被杀,元廷的政治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被蒙古、色目和汉族高级官僚中的汉法派所一致拥护的新政治领袖、太子真金,更加积极、直接地参与各种有关的政治活动,一时间在汉族士人中引起对于“朝政更新”的强烈乐观情绪。

由于士大夫对刘因多所称誉,名声越来越大,丞相文贞王不忽木尤其极力荐举,太子真金下诏,征刘因入朝,授给他承德郎、右赞善大夫的官职(五品)。这时的朝野对真金改革朝政的过度希望,无疑也感染了刘因,且真金甚重儒臣,关怀备至。刘因受教之后,便与使者通行。

当时,真金在宫中建立大学,原由赞善王恂执教。刘因入朝时,王询刚刚去世,于是就接替他的职位,教授宫廷子嗣读书。刘因一介儒生,教授乡里,忽然受到朝廷的征聘,一跃而成为朝官,且成为大学的教授,这表明,刘因此时在学问上已经成熟,并有相当建树,是以声名远播。刘因入朝为时不长,因继母病重,辞官归家。第二年继母去世,依当时风俗,刘因要居丧守孝,为官的事遂被搁置。

重归隐沦

由真金所发动的更新朝政的改革,还来不及等刘因母丧服除,就因与元世祖忽必烈政见不合而中途夭折。这次事件给予刘因很深的刺激,使他对于元朝政治再也不抱什么希望,而且反过来,对于自己轻易应诏、一聘而起十分后悔,遂隐居以教学为生。

此后的几年间,因遭荒年,粮价上涨,他的生活颇为桔据,有时不得不以一些代食品糊口。此时期的诗作中对这种清贫生活多有反映,并流露出比较浓重的隐逸情调。刘因的生活不仅是清贫的,而且是孤寂的;不幸接连而至:早失父母且不说,两个姐姐又相继亡故;四十岁后喜生一子,却又不幸早夭。刘因身体本来就比较羸弱,丧子的忧伤更使他受到沉重打击,以致百病缠身,形体癯瘁,须发斑白。

二次被征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刘因四十三岁。元世祖忽必烈杀权相桑哥,“朝政又一更新”。又有朝臣荐举刘因,忽必烈下诏以集贤学士、嘉议大夫征召刘因,这个职位属于三品清要之职,授给一个平民,在当时是被人看作不次之宠的。但此时的刘因,身体已经恶化到不能扶病而行的地步,且不愿再仕,于是上书以疾固辞,写下了著名的《上政府书》(一名《上宰相书》)表明心迹。

上疏呈至朝廷,忽必烈甚感遗憾,惋惜地说:“古时有不肯受召的臣子,就是这样的人吧。”

因病辞世

至元三十年(1293 年),国子助教吴明又陈书朝廷,荐刘因为国子祭酒。但就在这年夏季四月十六日,刘因竟因病与世长辞,终年四十五岁。元仁宗延祐年间赠翰林学士、资善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谥号文靖。

理学思想

天道思索

程朱理学是以理作为最高范畴,理无所不包,无处不在,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刘因继承了程朱的理本论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天道观。

刘因认为,理是天地万物的本体,天地万物皆由理所生,万物形体消灭后又复归于理。宇宙天地之中,只有一个共同的理,即天理,具有天地万物之本原的涵义。刘因关于理的阐释,不仅言明理具乎乾元之始 ,是先于具体事物而存在的独立的本体,而且强调理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在刘因的思想中,理既是一种超然的神秘实体,又是万物产生、变化的根据,体现在万物之中,并主宰万物。

程朱论道 ,不同于老庄,他们是以理为道。 在刘因这里, 道是与理同一的范畴。刘因以道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和生产万物的本原。刘因并不是孤立地论道,而是从道与物的关系中释道的,刘因坚持物以道为体,舍道则物无所依据的思想。显见,这个道只能是一种抽象的绝对本体。

天人合一

刘因把“化”(宇宙间的化育)区分为“天化”(天地的化育)和“人化”(人群的教化)。天化表现为阴阳五行运行于天地之间的自然界的秩序、生成万物、繁衍生息、绵延不绝、运动不停;人化则表现为五伦为代表的纲常伦理所维系的社会秩序。他认为,这种社会秩序是与自然秩序完全相符合的,而要由圣人来完成。天化人化的根源都是“天”,天化的理在世界一开始就已具备,人化的理则是在人类产生之后才出现的。

刘因由“天化”引出“人化” ,并认为 “人化”源于“天化”,主张“天人合一”。在刘因看来,人伦物理,皆来源于天地造化自然之理。刘因强调要顺天化,尽人道,主张事在人为,不要因为“时运”的变化而放弃自己的努力、无所可为。.天道,主要指自然规律(也有某些神秘意味);人道则指社会制度、伦理规范、政治措施等。刘因认为,这二者是合一的、一致的。天道是人之行事必须遵循的至理,又是人事最终成败的关键。人性由天道所决定,人心又是人性的枢机,只有做到人心、人事暗合于天道,才能成功。

刘因所谓 天人合一 ,就是以天道为依据,为准则,要人道合于天道。从本体上讲,天道是人道的根本,即自天而人;从作用上说,必须用人道去符合天道,即自人而天。圣人根据天道来确立人道,是天道的体现者和人道的完成者,所以说圣人是兼体用的。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违反了天人合一的原则,就会出乱子;实现了天人合一的原则,一切就都会有良好的秩序。刘因的这些说法,表明了他为解释天人关系所做的努力。他主张的天道不可违反说,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他强调的执天之行说,也没有忽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他以人事比附自然,突出圣人的作用,则不免有些牵强。

观物思想

观物是北宋邵雍的哲学用语,其主要哲学著作有《观物内篇》、《观物外篇》。其所谓观,既指感官对外物的认识,又指心灵的体认和理性的反观。因此,观物是有不同层次的,既有认识论意义,又有方法论意义,尤其指一种修养境界意义。刘因对观物说十分欣赏,直接提出观物的诗就很多,表达的都是一种感受(受用意境。

刘因在《退斋记》中谈到道与物的关系,他坚持物以道为体,舍道则物无所依据的思想。他所讲的物是指有形可见的客观事物。对这种物的实在性、真实性,刘因在认识上表示怀疑,进而认为由于人们对外界现象的认识是不真实的、不可靠的,所以人们不能认识物的本来面目,应当放弃对客观事物的认识。

刘因把观物作为一种修养境界、一种思想方法来运用,因而常表现出一些辩证色彩,刘因讲到过事物矛盾对立的普遍性问题。坚持朴素的辩证观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优良传统,宋代理学诸大家在这方面亦做出了杰出贡献,如张载讲一物而两体,程颐讲动静无端,阴阳无始,朱熹讲凡事无不相反以相成,都是很精彩的。刘因这一思想正是对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

心性修养

刘因认为,太虚之气(即元气)是万物之根源,因而也是人性之来源。人性善恶,取决于“阴阳”二气。气有刚柔,禀而为性,刚柔各有善恶,因而人性分为四种类型。在这里,刘因是用物质性的气来说明人性之善恶的。他认为善恶来源于阴阳二气,而不是来源于理,也不是心。因此,他的人性说既不同于程朱的“以理为性” ,又不同于陆九渊的“以心为性”,他用气来说明人性。

刘因强调“无待于外 ,自求本心”的求理方法。刘因强调养气持守、不动心。这种不动心,基本上是沿袭周敦颐的“主静” 到程颢的“居静”方法。不过周敦颐不是主张弃物求静,而是主张遇物识物,以达到不为物诱。而刘因则视物若无,主张涵养自守,使气不暴于外。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不动心”。这样一来,不仅我遇物相忘 ,而且物遇我,一如相忘。

象数思想

“象数”是用“象”和“数”解释《周易》的一种学说。“象”指卦父的象征意义,如乾坤分别象征天地、君臣、男女、君子小人、刚健柔顺等等。数指卦爻所表现的数量关系,有天数、地数、天地之数、等说法。“象”“数”是《易大传》中固有的概念,西汉时期形成系统的象数理论,终东汉之世,易学中象数派占主流。魏晋时期,以王弼为代表的义理派兴起,倡导得意忘象之说,一扫象数而只谈义理,象数之学遂一蹶不振。宋代理学兴起,周程张朱诸大家,虽都以义理为主,但对象数之学也有一定继承。

刘因探讨了有关河图的一些问题。朱熹写的《周易本义》一书,有很高的权威性,本该有廓清的作用,但在元代初年,种种不同的说法仍然存在,并有一定影响。刘因维护朱熹的观点,对于纷纷然的种种议论,持明确的批判态度。刘因还探讨了太极图的作者问题,刘因认为周子的太极图是自己的创造,但对于邵雍之学,则承认是发于陈传。他在这方面的学术批评,对于宋元之际污漫的学术空气,具有一定的澄清净化作用;对于保护和延存传统文化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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