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榆生

人物生平

清末民初

龙榆生出生于1902年3月19日，其父亲龙赓言与文廷式、蔡元培、董康是光绪十六年（1890）的同榜进士，在安徽和湖北等地做过多任知县和知府，著有《蜕庵诗存》；母亲杨玉兰出身于万载世族。6岁时，他的母亲就去世了。母亲的早逝，使得他的童年“温饱学习无人过问，因而身体瘦弱，性情孤僻。十岁前，只在钟祥、随州、1念过一年多的初小，在家乡读过一年蒙馆。”辛亥革命后，其父辞去随州知府的职务，回到家乡创办集义小学，龙榆生开始在父亲的指导下，熟读了《史记》的前传、《文选》等文史名著，并学会了诗词骈文。14岁高小毕业以后，由于身体差，龙榆生跳过中学直接前往北京大学的愿望落空。

1916年，龙榆生开始患病。1917年，在其父亲的安排下，与年长龙榆生四岁的陈淑兰成婚。1918年，“大病几死”，在其妻陈淑兰的照料下才得以恢复。但是上大学的梦想却泡汤了。

1921年春天，20岁的龙榆生由堂兄沐光介绍，前往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从黄侃学习声韵、文字及词章之学，同时教黄氏次子读《论语》。同年夏天，王占元发动武昌兵变，黄侃离开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带着龙榆生前往苏州、扬州游历，之后龙榆生返回家乡，出任集义小学的国文教员。

1923年春，经郭一岑出任上海神州女校国文教员，因不会上海话，在一个月后被辞退。同年夏天，经黄侃推荐，转至武昌中华大学附中任教，三个月后辞职。1924年至1928年上半年任教厦门集美中学，期间曾拜闽派诗人陈衍（石遗）为师，并到厦门大学拜见过鲁迅。

1928年9月，经陈衍介绍，担任上海暨南大学国文系讲师（翌年升教授）兼国立音乐院诗词课，而龙榆生开始研究词，也是从这段时间开始的。期间，龙榆生得以拜谒夏敬观，并进而结识了陈散原（三立）、朱彊村（祖谋，清光绪9年即1883年进士，曾任礼部、吏部侍郎等，近代著名词人，为“清末四大家”之一）、程十发、胡适之等。1929年9月，龙榆生开始在暨大教词。

1931年12月，朱祖谋去世，卒前以遗稿和校词朱墨双砚相授，并由夏敬观画了《上彊村授砚图》，后相继有吴湖帆、徐悲鸿、方君璧、蒋慧为等人为其绘《受砚图》。汪精卫系彊村任广东学政时的门人，龙榆生因朱的身后事开始与汪有较多联系，皆多为诗词唱和。

1932年与著名作曲家黄自合作完成《玫瑰三愿》等歌曲，成为一代名曲。9月起，开始担任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时年31岁。1933年下半年兼任复旦大学教席，同年4月其主编的《词学季刊》创刊。 1937年8月13日，因日军炮轰上海，该刊被毁版停刊。总共出11期。1935年下半年开学之初，龙榆生辞去暨南大学的教职，转而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1936年下半年任教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及苏州章氏国学讲习所。

1937年至1939年，因经济十分拮据，龙榆生不顾胃病严重，扶病奔走于苏沪和市中心区之间。有一段时间，甚至兼了五个学校的课。

抗战期间

1940年2月，龙榆生被汪精卫接去谈话。4月，被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任命为立法院立法委员。据龙榆生的门人任睦宁后来讲，汪伪宣布任命龙榆生为立法委员并未征得龙榆生同意；而据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载，1940年4月4日，他曾接到龙榆生的信，“谓胃疾大发，医谓非休养不可，而家口嗷嗷，无以为活，出处之际，非一言所能尽云云”。

1940年9月，兼任汪精卫宅家庭教师。他坚持不参加任何政治会议，惟以教书育人研究学问为务。同年12月11日，其父龙赓言病逝于万载马步乌溪壁。20日，龙榆生创办的《同声月刊》创刊号出版。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与负责金陵大学校产的陈嵘（林业研究所所长）合作，将金陵大学全部校产、图书和设备转移到中央大学，避免了被日本人侵占。

1943年夏，他以中大文学院院长的资格兼领南京文物保管委员会博物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当年，他3次去北平，通过张东荪教授和中共中央华北局取得了联系，曾做过策动拥有两万装备精良军队的伪中央陆军将校训练团中将教育长郝鹏举起义的工作，但未果。

1945年11月8日，龙榆生被囚禁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第二年3月8日，被转移到苏州狮子口监狱看守所。1946年6月26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龙榆生被关了两年零三个月，直到1948年2月5日，才由夏承焘的弟子潘希真等设法将他保释出来。

解放以后

1949年初至10月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审部馆外编审。11月受陈毅接见，在其关怀下，16日即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纂。1950年秋改任文管会研究员。1951年调任上海市博物馆编纂、研究员。

1952年由陈毅安排至上海博物馆任资料室主任，并特许其专心撰述，不必随例上班。1956年2月，在陈毅的安排下，龙榆生特邀列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2月6日晚受毛主席接待，在京期间曾与郭沫若论诗。4月，任上海市政协委员，8月，辞去上海博物馆任资料室主任职务，转任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11月，被评为三级教授。1958年5月龙榆生被打成右派，由三级教授降为五级教授。

1961年5月，被安排去上海社会主义学院“脱产学习”，9月摘掉右派份子的帽子。1962年为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授课。是年，施蛰存常与龙榆生往来，讨论词学。

1965年11月，龙榆生因毛主席在延安时曾经看过其主编的《词学季刊》，遂将《词学季刊》合订本三册托萧向荣将军交陈毅副总理转呈毛主席。龙榆生研究佛学多年，晚年与赵朴初最为相契。

1966年10月中，龙榆生因甲状腺瘤住院。手术后恢复良好，本欲出院。11月1日，家遭上海音乐学院造反派查抄，书稿文物悉被扫空，对龙打击甚大。5日，肺炎复发，高烧不退，渐至昏迷，18日凌晨，龙榆生因病发心肌梗塞，与世长辞。

1979年1月16日，中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对龙榆生错划右派的问题予以改正，恢复其名誉。

1980年3月，其骨灰安葬于北京香山万安公墓木区余组。

词学成就

龙榆生于 1934 年4 月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正式界定词学内涵，并提出词学研究的八个方面。他在图谱之学、音律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这五项清代传统词学成就的基础之上，又提出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三个有待于开拓的领域，这是当年引导词学界前进方向的一篇宏文，而龙榆生本人毕生治词，范围也不出乎此。今从四方面加以评述。

词籍整理

整理词籍，创办词刊晚清以来，词籍的校勘整理蔚为大观。龙榆生以最年少的学人得以参与此事，见到了许多罕见的清代词集。因为这层渊源，龙榆生一生校词主要集中在清代，而且是从晚清近代词入手，上溯至清初的。

1931 年12 月30 日，朱祖谋逝世。卒前以遗稿及生平校词朱墨双砚相授，龙榆生秉承遗命，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仍孜孜不倦，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一个地下室里，费了几个月的工夫，校辑刊印了《强村遗书》。

1933 年至 1936 年，龙榆生在叶恭绰等人资助下，创办《词学季刊》，前后共出版十一期，后因抗战爆发而不得不停刊。这是第一份词学专门刊物，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份，内容分论述、专著、遗著、辑佚、词录、图画、佥载、通讯、杂缀等九项，受到了整个词学界的广泛支持。这一阶段，龙榆生校辑整理了今释澹归《遍行堂集词》、劳纺《织文词稿》及《强村老人评词》、《大鹤山人词话》等，皆刊于《词学季刊》。

1940 年至 1945 年，龙榆生寓居白下，生活较以前稳定，便开始倾全力于词学事业。完成了《重校集评云起轩词》，并计划校刻《沧海遗音续集》。文廷式是江西萍乡人，与龙榆生父亲龙赓言系同榜进士。所著《云起轩词》规模苏辛，气度豪迈，在清末异军突起，别树一帜。其词学理论与龙榆生相仿佛，故龙榆生孜孜为其整理遗稿。龙榆生还整理出版了文廷式的其它著作如《纯常子枝语》等，当时钱仲联撰《文廷式年谱》，资料上就得到了龙榆生的大力资助。《沧海遗音续集》是承《强村遗书》中《沧海遗音集》而来，是将《沧海遗音集》十一位作者中仍在世的几位如张尔田、夏孙桐、陈曾寿、陈洵的新作词集加以校辑出版。《续集》后仅能完成张尔田的《遁庵乐府》，而夏孙桐的《悔龛词续》、陈曾寿的《旧月簃词》续稿、陈洵的《海绡词》卷三等未能及时刊行，因为龙榆生当时已身陷囹圄。

同时，龙榆生在南京创办了《同声月刊》，该刊编辑体例类同于《词学季刊》，但内容不限于词。由于社会政治环境大异，稿件来源及水准已远不如前。 解放后，龙榆生校订了朱敦儒的《樵歌》和《苏门四学士词》。《苏门四学士词》1957 年 8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分《淮海居士长短句》、《豫章黄先生词》、《晁氏琴趣外篇》、《柯山词》四种三册。此集的出版，非但在于利用善本校勘，富有版本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龙榆生调动了自己的词学体验，丰富了对词的标点。正如他自己所说：“宋人词在句读上也常有些出入，不能像后来订词律的弄得那么死。这里面确有不少养料，惟在读者善于吸收而已。”

龙榆生校订的词集，除《苏门四学士词》与他本人的词学理论、趣味相关外，其馀基本都在为老辈词家整理遗稿，保存文献。直到晚年，他仍挂念箧中师友遗制，谋求以任何形式公诸于世。龙榆生的这些活动，在中国现代词学史，乃至学术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词学研究

推源溯流，发覆阐微。

1933 年起，龙榆生在《词学季刊》上连续发表长篇论文，一改过去评点论词的形式。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当代词学研究的学科建设。这一时期，龙榆生对词的起源、词的发展、词的创作、词的艺术风格以及作家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而重点放在唐宋词。撰有《词体之演进》（1933 年）、《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1935 年）、《清真词叙论》（1935 年）、《漱玉词叙论》（1936 年）、《南唐二主词叙论》（1936 年）等。

龙榆生自幼喜读《史记·刺客列传》，由于气质相近，故在词中尤嗜苏辛词派，曾先后撰写《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1932 年）、《苏门四学士词》（1934 年）、《东坡乐府综论》（1935 年）等论文。自明人倡豪放、婉约之说后，对于苏词风格，学者多以豪放目之，而龙榆生则认为应以王鹏运拈出的“清雄”二字来概括。

龙榆生还认为常州词派之所以不能臻于极诣，就是因为仅知稼轩之沉着痛快，而未理会东坡的蕴藉空灵。近世词学不为常州派所囿，是因为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都很推崇苏词。龙榆生在论述苏、辛诸人时，站得比较高。他对苏辛词派的渊源、发展、演变以及具体作家风格特色的把握，直到今日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权威性。

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1940 年以后，龙榆生论词多转向清代。三十年代中期，龙榆生开始着手《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的编撰，以期世人对清词有全局的了解。他研治清词基于两种考虑。一是为当代词学研究及词的创作提供借鉴，二是为保存晚近词学资料。前者撰有《晚近词风之转变》（1941 年）、《论常州词派》（1941 年）等，后者撰有《陈海绡先生之词学》（1942 年）等。龙榆生对清词的研究，既有师承，又有个人的体会，不乏真知灼见。

词之音乐性

研求声韵，辨析格调。

从 1928 年起，龙榆生应邀至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在那里陆续结识了萧友梅、李惟宁、黄自等著名音乐家，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词与音乐结合的问题，尝试把传统的诗词规律用于现代的歌词创作。在这种氛围中，龙氏写下了《玫瑰三愿》、《秋之礼赞》、《逍遥游》等歌词，由黄自、李惟宁等谱曲，立即传唱大江南北。《玫瑰三愿》一曲至今仍被之弦管，成为音乐史上不朽的名曲。龙榆生不但勤于实践，而且埋头于词的音乐性研究，对平仄四声、句度长短、韵位安排等做了极其深入的探讨。这项研究从他的早年一直持续到逝世之前，是龙榆生一生用力最勤、创获最多的部分。

基于创作新体乐歌的原因，龙榆生对声韵在词曲中的地位尤其重视。对于四声，龙榆生认为由于四声的性质不同，关系到表达情感。“入声短促，没有含蓄的馀地，所以宜于表达激越峭拔的思想感情；上声舒徐，宜于表达清新绵邈的思想感情；去声劲厉，宜于表达高亢响亮的思想感情。但上、去两声与入声比较起来，总是要含蓄得多，所以上、去互叶，适宜表达悲壮郁勃的情趣。”而平仄四声的错综使用与安排，是为了取得和谐与拗怒的矛盾和统一。龙氏尤其重视去声在词中的运用，自清人万树在《词律·发凡》中强调去声“激厉劲远，其腔高”，近人吴梅在《词学通论》中第二章《论平仄四声》中亦详述去声之重要。龙榆生本人早年在《论平仄四声》（1936 年）一文中提出了去声在歌词上的特殊地位及在词中转折处之关系。及至晚年，见解益发老到。如论述“平仄平”之仄须用去声，“上去”或“去上”的联用等，都富有启发意义。

龙榆生还对韵位疏密与表情的关系，词的句法、词的结构、词中的比兴及对偶等进行了剖析。主要成果是早年所撰《论词谱》（1936 年）、《论平仄四声》（1936 年）、《令词之声韵组织》（1937 年）、《填词与选调》（1937 年）及《词学十讲》、《词曲概论》这两部晚年的讲义。他的研究成果，使词的音乐本质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复原。

词学普及

重视普及，意在提高 龙榆生毕生治词，不仅面广思精，而且深入浅出。况且，他常年任教于大中学校，面对青年学子，授业解惑，很能了解一般初学者的特点。所以，在大力从事著述的同时，他也费了不少力气从事普及工作。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概论，二是选本。前者包括《词学十讲》、《词曲概论》，二者均系由讲义整理而成，所撰文全部是龙氏本人几十年研词心得，故能深入浅出，有系统地启迪后学。后者包括《唐宋名家词选》（1934 年）、《唐五代宋词选》（1937 年）、《近三百年名家词选》（1956 年）；其中尤以《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二书广为流传，深受词学者所爱。历年销售已达数百万册。

解放后，《唐宋名家词选》发行了新版。受时代影响，选目经过调整，更侧重反映词史的全貌。入选词家由原来的四十二家四八九首增至九十四家七○八首。起自李白，迄于张炎，删除了作为附录的元好问词十九首。同时，对当时评价很低的吴文英词由三十八首降为十首，史达祖由十三首减至七首，周密由九首减至五首。词选丧失了特色，仅以保存郑文焯等的评语才得以被学者经常称引。新版的《唐宋名家词选》不足以代表龙榆生一贯的词学思想。

1930 年，至 1956 年方才出版。编辑体例同于新版《唐宋名家词选》，也是尽量做到了持论平妥。但这其中毕竟仍蕴含着个人的词学主张。最明显的仍是推重苏辛词派，选陈维崧词达三十四首，居入选者之冠。《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是以谭献《箧中词》、叶恭绰《广箧中词》为蓝本编选成的，谭献以吴伟业居《箧中词》之首，叶恭绰以王夫之为《广箧中词》之首，而龙榆生却标出陈子龙，云：“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来词学中兴之盛，故特取冠斯编。”陈子龙为云间词派的领袖，于明清之际标举唐五代、北宋，反拨明词陋习，对清词的中兴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显然，龙榆生对词史的理解比谭、叶二人更加深刻。

从词学史的角度考察，龙榆生这两部词选的普及有其更深层的意义。自张惠言《词选》出，标举意内言外之旨，周济举四大家以示人学词途径。之后，大小词选不断。清季朱强村《宋词三百首》示人学词规范，论者以为太过深奥，读者难于领悟。1931 年唐圭璋乃为之作笺，然仍失之过深。至此，词学界已开始考虑尝试新的词选读本。1934 年，开明书店同时出版了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及俞平伯的《读词偶得》，恰恰代表着两种不同的风格路数，沾溉后学甚多。前者以独特的眼光展示整个词史的风貌，使读者读后，可以进而推求词史及作家作品之间的异趣。后来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胡云翼《宋词选》等皆属于这一类；后者以具体的文本为单位，进行欣赏，从中归纳出若干法则与理论。俞平伯本人的《清真词释》仍属于这一类。